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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与“九一八”- -

                                      

1931年九月十八日夜晚，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制造了沈阳柳条湖爆炸事件。按照预先的谋划，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立即调动了独立守备队、步兵第29连队共约200人向东北军北大营发起攻击。该处驻扎着张学良的主力部队第七旅，旅长王以哲；附近东山嘴驻扎另两个旅共六个团，外加三个警察总队。东北军四万精锐部队，在两百人的进攻面前奉“民族英雄”张学良之命“不抵抗”，任人宰割。一小时之后，事件的总策划、也是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中佐向持观望态度躲在大连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大将告捷，面对这一小撮虾兵蟹将出人意料的完胜，本庄吃了一惊。用他对顾维钧说的，只得批准石原调动增援部队扩大战果，完成对沈阳全城的占领。

 

这里无妨也说日本天皇裕仁。日本于1928年8月27日签署并于1929年批准7月24日生效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西方称为“凯洛格－白里安条约”或“巴黎条约”，日本称为“不战条约”。这意味着日本接受了“侵略战争属于犯罪”的国际法概念，并承担了相应的责任。日本国内激进势力强烈反对这个条约，尤其不赞成日本接受其约束，认为此条约是西方以国际法形式保护既得利益的手段。裕仁采取避免“累及皇室”的态度，没有支持将“侵略战争非法”作为日本国家意志的内阁意见，导致日后军部与内阁之间激烈争端，后来不断发生的流血政变，与此有直接关系。其根本理由就是：满洲的协定和权力是其祖父与大清国合约所得，这份遗产不可侵犯，即使动用武力也理所应当。在裕仁天皇这个态度的纵容下，日本的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势力成为根本，而理智派的主张仅是策略考虑。随后，日本抵制了联盟公约，阻止国联等机构介入中日之间争端。如果没有天皇默许的抵制联盟公约之举，关东军低级军官策动的任意动用武力行为将很难逃脱罪责。

 

天皇的纵容激进同时导致混乱，日本陆海军内派阀冲突、军人间对抗、中下级青年军官逆上抗命甚至武力犯上均日益严重。日本出现了陆军上层领导放松对职业军官的控制、陆海军裂痕扩大，使得各级军官中多数感到不满，他们纷纷表示了对高层的意见。对此反应，裕仁耍滑头，他把不驯服的军令部问题丢给侍从总长铃木处置，陆军中违纪抗命问题丢给奈良将军处置，另外命令奈良向东乡大将施压，迫使海军同意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混乱继续加剧，1930年11月14日，终于发生了右翼势力操纵的左乡屋留雄刺杀浜口首相的事件，理由只是他的内阁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从而使日本军力受到限制。

 

到1931年夏，继浜口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与军部的政治纷争日趋激烈，满洲出现大乱时陆军有必要派兵是其主要分歧之一。陆军总部内激进派干将石原中佐、板垣大佐等1929年调往关东军。1931年6月，关东军内传出消息说“陆军方面正在满洲策划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随即发生“万宝山事件”，朝鲜农民与中国农民发生争斗，紧接着朝鲜发生屠杀华侨事件，有127名华侨遇难。大陆立即爆发抵制日货的运动，这使正处于经济萧条的日本损失极大。日本右翼乘机制造舆论，称这个事件是蒋政权与张学良预谋的。而张正全力争夺关内地盘，不理会外交人士建议，拒不采取交涉措施，反而在7月制造了中村事件，将已抓获的秘密侦察的中村震太郎大尉杀死。面对日本右翼不断利用事件煽动武力解决舆论，顾维钧建议立即开展交涉活动，以平息日本不断升温的仇华舆论煽动，张学良继续搁置不理。

 

日本国内政界高层已经不断得悉关东军将要发生大规模武力侵犯活动的情报，向裕仁作禀报，8月初，裕仁在内阁的压力下召见陆军大臣南次郎，告诫他说陆军政治参与是对国家政策的干涉，命令南次郎加强监督与控制。但裕仁也看出南次郎口是心非，告知牧野须注意陆军的动向，监督其对违纪现象予以取缔。但裕仁却没有对此采取任何措施，仅仅说说而已。受到南次郎传达天皇意旨的陆军省高级军官们并没有放弃，只是更加谨慎而已。他们不敢公开无视内阁，却把预谋行动的权力交给关东军内激进派。南次郎还把裕仁意旨修书一封交付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可以说是故意放弃了快捷手段，把信交给参谋本部情报部长建川美次郎，让他亲自交给本庄繁本人。而这个建川正是阴谋骨干之一，他曾经参与谋杀张作霖事件。得了这封南次郎要求忍耐并延期行动的信之后，建川泄露给桥本欣五郎中佐，让他把高层要求延期发动武力的决定尽快通知板垣。桥本立即发出数封电报致板垣，其中有：“密谋泄漏，建川到之前干起来。”板垣等组织了三天，尽管只动员了二百人的队伍，也不顾一切匆忙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赌注是巨大的，只要中国军队击败这二百人的攻击，板垣等狂热分子就有上军事法庭的危险，整个侵略不可能消弭，但大大延缓日本侵华时间则是必然的。

 

事变发生后，石原立即向本庄递交了早已准备好的颠倒黑白的报告，并将此报告内容通过参与阴谋的《朝日新闻》主笔绪方竹虎、《每日新闻》主笔高石真五郎等宣传出去。中国方面非但没有任何抵抗，而且没有任何辩护。于是这份宣传中就多了满洲人民企盼独立，拥护关东军驱逐中国军队的内容。不到24小时，关东军就控制了铁路沿线个战略据点，并做好出击占领满洲各城市的作战准备。而张学良还在北平开神仙会，尚未决定是否向中央报告。而从日本报纸上看到消息的日本皇室，奈良建议立即召开御前会议以控制局势，牧野等反对：鉴于关东军一派胜势，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理会御前会议的决定，如此将有损天皇的威严。而未得到任何情报的日本内阁更是慌张，若槻首相向元老西园寺的秘书原田熊雄求助：“支那在满蒙的兵力超过20万人，而日军只有1万多人，我问陆军大臣：‘以现在的兵力就如此旁若无人轻举妄动，如果出现万一，怎么办？’他回答说：‘从朝鲜出兵，好像都已经出动了。’听了这话，我呵斥他说：‘没有政府的命令就从朝鲜出兵，有点不太像话了吧。’可他说：‘田中内阁时期（1927-1929），既有不经御准而出兵的事实’，似乎就没有想过这样将为日后留下问题……看来在这种情况下，以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抑制军部的了。倘若陛下的军队不经御准就擅自出动，那就太不成体统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

 

随后的宫廷近臣在原田私宅开会，考虑到军部对宫廷派影响天皇的不满，“只要形势没有变化”，裕仁应该肯定军部的行动，不追究对天皇统帅权的侵犯，不刺激军方。以后，在整个战争期间裕仁都采取这种态度，实际上在纵容军部。而若槻内阁会议则不同，会议决定不批准从本国或朝鲜派遣增援部队，将满洲发生的战斗当作“事变”处理，避免正式宣战。但内阁会议尚未结束，关东军不断施加压力，而朝鲜军司令官林中将竟然自作主张，命令部队开过边境。此时日本国内军部意见尚处于下风，如果裕仁支持内阁意见，整个形势必定逆转。但据奈良9月22日日记：“下午，依召拜竭陛下。陛下问，是否已告诫参谋总长（金谷）不要扩大行动。奉答：已经告诫，其实总长不待告诫，亦颇能领会内阁会议主旨与陛下圣意，已依次处理。但驻屯部队势成骑虎，多有越轨，诚不胜遗憾恐惧……午后4时20分，金谷参谋总长拜竭，奏请准许追认朝鲜军混成旅团。陛下指示，此度已无他法，以后务必充分注意。”在裕仁眼里，只要扩张帝国版图的行动是成功的，有所冒犯并不要紧。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与裕仁的纵容对于鼓励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得逞，功都不可没。

 

一部抗战史几乎就是一本谎言集。为了给“民族英雄”张学良涂抹掉“不抵抗”之罪责，李敖编造了8月16日的“铣电”，一个连他自己都说不出来源的“孤证”；何柱国编造了9月12日石家庄火车站的张、蒋会面，只是这天蒋在苏州、南京的活动日程记录只有两个半小时的“空闲”；郭维城更谎称18日夜张给蒋打了十几个电话，蒋都指示“不许抵抗”，可是蒋当夜在军舰上驶往南昌；更有谎言称当夜张急电蒋要求抵抗却被蒋回电拒绝，甚至还称那回电在张学良的大老婆手里揣着，可惜有包括顾维钧在内的多名与会者证明张学良当晚根本没有向中央报告的打算。就连张学良自己也被无数谎言逼急了：“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可偏偏有那么些厚颜无耻之徒，继续耍着赖硬重复早就被戳穿了的谎言。

 

九一八并非失了东三省那么简单，日本学者内山正雄指出：九一八事变及其导致的日本退出国联，“并不只是日本的问题，其国际反响之大，谓之远胜于日清、日俄两次战争甚至太平洋战争，亦不为过分之言。因为这些战争对于日本虽是巨大战争，其对外影响却不具备世界意义。而满洲事变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时代发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点。”当年就有此远见的只有一人。蒋介石得悉事变之当日（十九日）日记所载：“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之时，而来侵略我东（三）省矣！呜呼！痛哉！余唯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拚以一身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二十日）：“日寇野心既一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二十二日）：“日人侵略实行，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能见及此否？”应该说，得以逃避了应付责任的有两位，一位是日本的战争魁首天皇裕仁，另一位是中国的民族败类张学良。前者继续成为日本的国家元首，后者却被别有用心地恭维成“民族英雄”，谁说中日不是同种同文呢？中国人善于忘记本该记得的，日本人善于记得本该忘记的，相辅相成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停止围剿，然而红军则乘机发动进攻。以红四军为例，1931年11月开始主动进攻，打响了黄安战役，43天激战歼灭国军赵冠英师一万余人；并趁“128”淞沪抗战吃紧、接着张学良继续在热河不抵抗，连续发起商城、潢川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川、光山战役。战至六月，扩红区26个县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三百五十余万。所谓“落霞与孤鹜齐飞”，日占区与苏区同时扩大，打垮国民政府是共同的目标。无独有偶，1932年2月4日，正当日军首轮攻势被击退，不得已更换主帅当天，江西苏区主动发起赣州战役，迫使国军精锐的陈诚部第11、14两师不得不驰援。如今谴责老蒋不调兵增援淞沪抗战，当时已奉命调往淞沪战场增援的蒋鼎文第9师亦被红军“打援”阻隔无法开上前线。指责老蒋只顾“围剿”不顾抗日是可以的，可淞沪战罢国军正整顿军力时，江西红军又发动了南雄水口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国军不围剿红军就进攻，明摆着的事情。而且，这些攻势作战并非偶然巧合，而是有意识地利用日寇进攻的机会。中共中央1931年9月30日《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明确宣告：“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 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 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 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原文如此。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集，第452页。）这段文字无须解释，别人在前边打日本，中流砥柱在背后打黑枪，“攘外”乎？“安内”乎？

 

记住九一八，并非拉拉警报之类就能够了结了的。日本人继续恭维以天皇为首的战争罪魁，中国人则继续恭维不抵抗的罪魁，九一八不知是谁的责任，侵掠战争当然也不知谁是祸首。既然如此，大哥别骂二哥，一起朝前看就是了。（2005.9.19发华知）

 

 

 

- 作者： 文军 2005年09月24日, 星期六 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