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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大洋”的困惑- -

                                      

 

读章士钊之女章含之所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有“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

 

关于这两万大洋的记载，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翻印写的《毛泽东自传》第33-34页，“一九一九年初，我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接着毛说他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西行漫记》，第128-129页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可是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2003年版（以下简称《年谱》），上卷，第40页记载他这年直至2月19日在北京还参加了活动，“3月12日 因母亲病重，从北京动身回湖南。为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归途中绕道上海。十四日到达上海。”这样他的旅游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接着，“3月15日 在上海参加环球中国学生会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十七日送别湖南青年赴法。二十九日，参加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三十一日送别。”中央文献出版社、三联书店1990年版《老一辈革命家家书选》第24页，载有毛泽东当年给舅父的信，其中“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逗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又证明其并非1919年获得两万大洋，而且，已经送走两批赴法湖南学生，他们也不可能属于毛所言“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的。

 

《年谱》上卷第50页，“12月，杨昌济病重，在德国医院治疗。毛泽东到医院探望。杨昌济在病中给滞留上海的章士钊写信，向他推荐毛泽东、蔡和森。”次页，记录着“二十二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钊、杨度、黎锦熙、朱剑帆等联名，在《北京大学日刊》发出启事称：杨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无意于富贵利达，依薪资维持生计。为抚恤遗孤，请诸知交慨加赙助。”此引文说明，杨、章私交应可，且此时杨家亦属囊中羞涩，需舍出面子公告求助了。毛亦成倡导者之一。随即紧锣密鼓地加入湖南驱张活动，也无暇顾及其他，只是在3月5日挂名陈独秀在上海《申报》刊登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成为该慈善组织一挂名成员。3月14日毛致周士钊信中明确表示了自己不打算介入留学的态度。“4月11日 离开北京去上海。途中，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看了孔子的故居和墓地，登了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5月5日 到达上海，住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年谱》上卷，第57页。）在时间上相吻合《毛泽东自传》及《西行漫记》记述的贫寒困苦的旅程故事。据《毛泽东年谱》第58页，“5月11日 与在沪会友送陈赞周等六人赴法，同他们握手挥巾，道别于黄浦江边。”那么，此时尚未得款，不可能交一个子儿给他们。

 

且接下去我们看见，毛等5月起就试验“工读互助”生活， “6月7日  致信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年谱》第58页。）可见囊中依旧羞涩。这段时间再无涉及旅欧学生事的记载。《年谱》第60页，在1920年“6月”项下有“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杨怀中自1918年起就配合蔡元培一起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是同乡章士钊知道的。如果没有杨怀中的推荐信，章士钊未必会募捐，就算募到钱也不会交给素昧平生的毛泽东。可是毛拿到钱之后，直至他7月初离沪经汉返湘，已经不再有留法学生出发的记录了，于是这些大洋就成了毛自由支配的银子。

 

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七钱二分；约合美金0.5元。两万银元值一万美元。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当时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还有1920年全国共新开火柴厂23间，总资本183.7万元，平均每家厂不足8万元法币，非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其余都算挪用赞助款。接着查阅《年谱》，至“7月初 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法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有22％，在全国各省份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

 

继续查阅下去，见到与旅法的向警予、欧阳泽、罗学瓒、蔡和森、萧子升等抵法学生通信，均无任何关于钱的议论，法国方面没有要，毛氏没有寄，井水不犯河水。不经意间，《年谱》第87页上，1921年“9月28日 致信在北京的萧子升，谈从上海回湖南后的生活情况。‘我回乡即寓船山，专以疗病为主，病即大有起色。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饮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信中谈到新民学会旅法会友陈赞周筹款医病问题，说此款在国内同人中似只能以你我及叔衡三人担任为度。‘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于是问题继续复杂化了，老人家后来自己承认“有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即到1927年秋季，这笔理应资助留法学生的钱还有不少，怀里揣着“应付款”，可毛却要萧子升“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怎么解释？不知谁能否寻些替俺们的领袖开脱的资料？看上去那位萧子升先生根本不知老毛揣着各界赞助留欧学生的两万大洋！而陈赞周尚未等来老毛“事势急迫，非筹不可”的钱治病就死了，“姑且借来付去”也便不了了之。

 

那么，1920年6月得款，“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也许用于建党费用去了，那么，目光远大的他老人家运筹帷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亦不失明智之举。查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册，第168页，《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3年6月）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陈说此话否定了章行老的钱进入党的活动开支可能性。毛在旁边并没有异议辩白，只能相信它根本没有进入党的活动经费里，反而因“经费是发给各个小组的”，毛领导的小组亦有得款的份额。

 

那么，如果“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的话，也是不错的。可读书看见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五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原来老毛在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了6万元，比起章行老那点剩款，大巫见小巫了。

 

我们详细翻阅《年谱》，感觉到至少从1920年7月开始，老毛的日子明显宽裕起来，至少不再为银子发愁。租三间房子办文化书社；又租下清水塘安家；到醴陵萍乡休养游览；1921年春节毛携小弟毛泽覃回韶山，财大气粗地宣布：“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年谱》上卷，第82页）；办过一些企业却经营不善赔掉了；到湖南各地考察巡视，直至老婆孩子岳母娘甚至连保姆也带着下广州上武汉赴上海都无所谓了。与1919年（应该是1920年）进上海时那种“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真正是天壤之别。（2004.9.17，22:00发华知、流浪史海。05.02.13跟猫眼《毛第一桶金》）

 

- 作者： 文军 2005年06月9日, 星期四 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