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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的故事（之八、九）- -

                                      

（之八）

如果说欺骗，除了银行被某些客户欺骗之外，还有银行对客户的欺骗。其实中国至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那些所谓银行，对政府而言，不过是金库或钱庄；对客户而言，又不过只是一个当铺。

 

我们公司是以生产为主的，修复了厂里废弃不用的土立窑，继续向下开采报废了的旧石场。产品基本上卖给湛江，部分水泥供应海南。但这些产品的利润率不高，我们的贸易又因为资金不足也做不了多少。于是财务科长劝我跑银行。也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一个好路子，我们可以建一座大型石灰窑，利用机务段火车头烧过的煤渣，参和一点煤，少卖点石料，烧出生石灰来粉磨，出生石灰粉。

 

这个念头当初我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时就产生了。那时工地都要挖一个大坑，把生石灰放水浸泡，发它一两个星期。因为时间短了，发不透，抹灰以后就会爆裂，满墙面会出现一个个小坑，像个麻脸。这种麻脸现象甚至会在几年内陆续发生，很令人头疼。再者，生石灰水化反应之时，大量热能被释放，林则徐当年就是利用这种热能“焚烧”鸦片的，它比现在那种浇汽油焚烧毒品的方法先进多了。不过，这种发过的石灰沙浆的强度也因之下降了许多倍。如果用粉磨生石灰粉就可以同时避免上边两种缺陷。

 

我们经过计算，生产这种石灰粉，国内尚无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跟艾头、龙瞎子商量，他们都十分支持。如果这种石灰粉装袋销售，利润率比水泥高得多！而且开创一个新产品品牌，意义也不小。我向新调来的厂长请示，因为我们需要资金。这位厂长鼻子里哼了一声：你们东搞西搞，我根本不赞成。随便弄点钱，改善一下职工生活就拉倒。还真想做什么大事了？

 

龙瞎子跑去银行，求贷款。好话说了许多，更要紧的是他的亲戚里有个银行的官员。不过我们没有固定资产抵押，厂里也不肯担保，难度不小。龙瞎子终于把银行的官员领回来了，他们对我们实现计划的前景毫不怀疑，但手续不具备。我于是讥笑他们：银行的唯一宗旨就是向有把握偿还本金、利息的企业放贷。既然你们也不怀疑我们偿还本金、利息的能力，还要抵押或担保，岂不成当铺了？

 

终于谈妥了。艾头的夫人是厂里家属队的头，她们办了个小型混凝土砌块厂，利用采石车间的渣粉与水泥车间的破包水泥生产水泥砖。许多年来她们都叫“家属队”，在我的建议下她们领取了“预制厂”的营业执照，并扩建了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板生产设施。由她们担保，我们获得一年期信贷15万元。

 

很快，艾头跑到平乐县买回一台淘汰的球磨机，并依山势建石灰窑。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不料银行来追还贷款，说上级来检查发现我们贷款手续不合规章，“预制厂”不是国有企业，不能担保，要提前追回。钱已经花了大半，设备基本买完，贷款期只开始一个多月，如果不还就要冻结账户。百般无奈之余，只好先把账户上的五万元充还，然后艾头卖掉球磨机等设备，建设中的石灰窑也停下来了，我们自然损失不少。项目便自然泡汤了。

 

后来买了我们处理设备的老黎，自己开了粉磨石灰厂。不过他比我们聪明，先不建石灰窑，靠买生石灰来生产，后来发达了再扩建，甚至买了大球磨机。如果我们不被提前追还贷款，即使建好石灰窑也无妨。后来生意做久了，见此类上银行当的事也多了。

 

这次事件被厂里的头儿追究不放。本来如果他同意改由厂子担保也没事，只是我磨破嘴皮他也不干，宁可看着我们损失好几万。后来才知道，缘由是有工人对他提建议，说服务公司生意兴隆，干脆把厂子也并入服务公司算了。这使他的革命警惕性顿时高涨起来，对我们的日常经营也开始横加干预了。

 

做生意的故事（之九）

做生意时，我最害怕的事情之一便是喝酒，无论什么高档白酒，到我口里只有一个味道：又苦又辣。如此毫无酒欲的我，偏偏颇有酒量。时至今日，来它半斤八两的，依旧开车回家不带出错。

 

在螺河发运玉米、豆类、麦麸、豆箔之类，不时要请人喝酒，否则难办事。铁路上那些人，喝起酒来还有节制，基本没有喝醉的事情发生。粮油部门的就良莠不齐，有的见好就收，有的则死缠烂打，姓什么都忘了还要缠住你不放。许多喝酒的故事都忘记了，但有两次喝酒是忘不了的。

 

一次我们去河南沈丘县，探得那个粮仓里有几十吨绿豆。一副志在必得的欲望驱使我们招待粮仓主任一行。缘由在于刚发出过一个车皮，原来向西平县一个粮所定了一车皮玉米，及至快要进站装车时，这个粮所的玉米只有半个车皮的货，而且这个所长要搭上他处理不掉的半车皮绿豆，否则连那半车玉米也不给。绿豆不甚好批发，只能零售，为了保证那个宝贵的车皮计划，也为了得到半车玉米，咬牙答应他了。

 

这个车皮走回去，我们只能先卸到南宁市粮油公司的仓库里。没想到玉米刚卖完，绿豆突然缺货，价格直线上涨。28吨绿豆，我们进价0.38元/斤，卖价0.65元/斤，半天时间就卖完了，赚了一万多。龙瞎子加急电报告诉我，赶紧去进一车皮。差不多探访遍了，只发现沈丘这里有这些货。

 

或许我过于急迫的表现给这个酒鬼主任有了把柄，于是他左一个理由右一个理由灌那个“张弓大曲”。他每灌下去一盅，我都得奉陪一盅，龙副总狡猾地避让开了，不过我知道他有胃病，不得不担待些。（捎带说一句，去年他去世了。过去老说胃病，结果死于亚急性肝坏死，同我们的宙宙一样。）

 

借着酒劲，主任不断将军：“你还想要这绿豆么？绿豆解酒，一车皮绿豆够解一辈子酒啦。”为了这车皮绿豆，俺只好舍命陪“君子”了，直喝得天昏地暗。却不料俺忽视了，他是个好胜之徒，如果你不倒下，他会更来劲。我耐不住那小盅子慢慢来，一急就拿起玻璃杯，一瓶酒刚好倒满三杯，对着他喊酒话：“不是说‘感情深一口闷’吗？来，俺俩一对一杯，干了！”他也吼道：“干了，痛快！俺就喜欢你这豪爽性子。”大家都干了，剩下一杯一分为二，也干了。

 

后来回到房间，我只有在卫生间不出来的份，吐得场光稻尽，然后睡过去，直到第二天中午。其他的事情全不记得了，龙副总告诉我，我和那个主任，每人平均喝了一斤半以上。事后我懊恼不已，酒醉的感觉丝毫不亚于大病一场，脑袋又疼又胀，五脏六腑全乱了套。何苦来着，不就是那一车绿豆吗？凭什么要去玩命？

 

看来，那位主任肯定也不省人事。次日上午，龙副到他们粮仓，他没来。下午我和龙副一起再去，他还没来。直到第三天上午，他到了，我们签订了合同。后来他到螺河，俺们又喝了一次，不过这次他规矩得很，不到三两。

 

后来我和龙副去到赤峰地区，一个粮站的雷经理与龙副是同行兼老熟人。这个龙副告诉雷：“这次我给你带了个能喝的，你们肯定能对上。”我在龙副背后擂了一拳，他大喊大叫一阵便说起了故事：原来他并没有胃病，但是没有酒量。插队招工时，听说他被公社一个副书记的亲戚顶掉了，一急起来就到处找关系，硬喝了几餐，从此落下胃病。雷是个很开朗的人，说说笑笑毫无遮拦。自称是蒙族人，我奇怪地问：蒙族还有雷姓？他说蒙族不止雷姓，别的姓还有。

 

待到办完事，约定明天签合同，晚上他要请我们吃烤全羊。驱车跑了一阵，到了一个蒙古包组成的饭店里。雷告诉我，这个烤全羊是用干牛粪烧火烤的，绝对正宗。说罢据说是按蒙族的规矩，撕了一只羊腿给我，尽管我自称“肉食动物”，这么一条羊腿还是望而生畏。他说必须这样，吃多少算多少，有刀子，慢慢割就是了。一切都正常进行，雷也是插过队的，大家说起插队时的故事，无论悲喜，都是过眼云烟。

 

雷用蒙语说了些什么，没多会儿就进来两位蒙族姑娘，还有她们的伴奏乐师。送了哈达，接着唱蒙语的敬酒歌，用银碗敬酒。蒙古人不像河南人那么小肚鸡肠，不用小盅子嘬，而是用银碗哈。继续下去雷就逐步升级了，上来的是号称“塞北茅台”的“集宁老窖”。两个唱过歌的蒙族姑娘一人递过一碗，龙副死活不肯接，蒙族姑娘说了一大堆话，我笑了：“幸亏没有一部‘内蒙宪法’，要是有，龙副今天非下大狱不可。”雷哈哈大笑，他那几个副手也跟着笑。没料到雷突然说：“老龙有胃病，‘内蒙宪法’对他实行特赦。而且也是老朋友了，不需要太客气。不过老龙今天已经宣战，由新朋友上！”接着他接过龙副没接的酒，一饮而尽，俺也只得奉陪。

 

就这么碗来碗去的，龙副劝了几次也无效。我一说少喝点，他们马上就搬出“内蒙宪法”，什么看不起了，什么民族团结了，什么汉族老大哥得给面子了，等等。喝了一阵就是舌头硬了的那个腔调，俺其实不过强撑着应付，那“集宁大曲”连又苦又辣都不见了。唯一清醒之时，就是明白他拿明天签字的事来要挟。我真想说不签就拉倒算了，可是也明白他这是醉话，也不想真的白跑。及至最后，雷叫换碗，换上来的碗，没装半斤也装了四两。雷宣布：“老龙表现不好，老哥真够朋友，这碗干了！明天你们公司那两车玉米，每斤下调两分钱，按内部调拨价算账。老龙的就算了。”俺硬着头皮干了那碗酒，既不苦又不辣也不烧心，只想吐出去。

 

我怎么回宾馆的，已经完全没有印象，彻底失去记忆。次日发现，左手食指和中指各鼓起一个大水泡，那是香烟夹在指间烧的，连疼痛感都没有了。不过，正如雷说的，老蒙喝醉了，说话也算数。他真的把我们的两车玉米定了0.12元/斤。龙副那五个车皮，每斤0.14元/斤。这是豪饮的回报。（2003.6.7发华知）

 

 

- 作者： 文军 2005年06月5日, 星期日 2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