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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岛与林彪事件- -

                                      

曾经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老毛，那句“原子弹也是纸老虎”的论断被他的拥趸们引以为荣地赞颂了半个多世纪。而那些面对胡宗南几十万大军，从容运筹的故事，更不知被传诵了多少遍。可是，老毛的另一些故事，却被人“遗忘”殆尽。

 

1968年8月20日夜，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作为附庸的还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东德的军队。23日，周恩来在罗马尼亚大使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强烈谴责了这一侵略行径。不过，老毛显然忘记了，出兵镇压“兄弟国家”的先例，恰是老毛首先主张的：1956年匈牙利事件，正是老毛的强烈主张，苏联出兵镇压了匈牙利人民。到中苏辩论时，中方还在指责苏联企图把社会主义的匈牙利拱手让给反革命，而老毛更不止一次地吹嘘自己的功劳。如今，轮到老毛体会这个意识形态高于主权的滋味了。那么，苏联会不会出兵干涉他们所说的“教条主义”呢？

 

自从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后，采取了对华强硬的路线，首先同蒙古签订了《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接着按照条约规定，在距北京仅数百公里的蒙中边界地区部署了45个师的兵力。中国从1965年起也在边界二至三百公里的“二线”驻扎了近60个师的兵力。

 

外交与内政是分不开的，文革期间，国内武斗愈演愈烈，“三支两军”的军区和野战军也发生尖锐的对立，突出事件就是武汉“720”。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蒙受巨大的形象损失，中国破天荒出现了一个“反军派”，而林彪首先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原本只为夺取军权服务的，未料导致矛头对准军队合法化了。这在“三支两军”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前的军队几乎神圣到“高山仰止”的地步。而且，在“三支两军”过程中，一贯不可一世的军人也暴露出凡俗的一面。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军队“支左”的行动绝大部分恰好继续了原来“走资派”执行的“反动路线”，甚至更甚，青海赵永夫事件就是例子。

 

毛处于投鼠忌器的境地，“二月逆流”曾经使他震怒，但各地“三支两军”与“军队应该支持左派”的初衷背道而驰，直至发展成“武汉事件”，毛本人也被迫仓皇离开武汉。任何一个被打倒的“党内走资派”也没有陈再道那样的“业绩”，毛却容忍了。反过来收拾与军队对立的造反派，他视军队为生命可见一斑。

 

珍宝岛一战压根儿就是国内需要打的，与“反修”根本扯不上边，因为这样的战事不可能伤及“苏修”的皮毛。当时的国内需要是：1，局部对外战争可以转移国内视线，让混乱的国内局面得以扭转。2，恢复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后声威的损失，使国内人民继续与军队“鱼水一家”。3，结束“文革”，使之“挺着肚子下台”。1967年9月就“胜利万岁”的文革，尚未从组织上解决问题；11月就通报全党的“九大”筹备，拖了一年。打一仗“冲喜”有利。4，局部战争有把握。兼之1968年秋冬，两枚中程导弹试射成功，至少有震慑作用，使局部战事不会扩大。5，1968年国家经济已到崩溃边沿，不仅民间怨声载道，管经济的高层也牢骚满腹，老毛不得不转移视线。

 

外交上连续发生严重的国际事件，当时与中国建交和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地区中，有30个与中国发生严重纠纷，有的已经断交或到了断交的边沿。苏联成为中国的首要攻击对象，几乎所有外事活动，都必有攻击“苏修集团”的文字。从1966年起，中苏边境地区摩擦不断。决定选择中苏边境是合适的，也符合文革“反修防修”的宗旨。1868年《中俄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割让给俄国之后，双方没有详细勘界，按照国际以主航道为分界惯例，珍宝岛应属中国管辖。但1947年斯大林的苏联将此岛纳入苏军警戒范围，苏联边防军一直不时上岛巡逻。毛泽东十几年来都容忍了这种巡逻，到需要的时候，便成为可用之题材了。

 

1968年1月5日，摩擦终于发展成为武装冲突，在七里沁岛冲突中，苏联装甲车撞死中方四人，首次导致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央军委于1月24日致电沈阳军区，规定了以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控制在我国境内可以还击。并要求选择有利的情况、时间和地点，事先做好准备，多搞几套方案，多设想几种可能。沈阳军区接令后即在边境地带设了埋伏阵地，选择珍宝岛符合“有理、有利、有节”之原则。只是因为东欧有麻烦，苏联顾不过来，在东北边境采取收敛态度，没有发生战斗。

 

原沈阳军区司令陈锡联回忆，1968年底就开始准备，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有二三百人的侦查连，由有经验的参谋带队，进行了专门训练。总参和沈阳军区成立了以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为首的虎（林）饶（河）前指，从全军挑选能拼杀格斗的官兵组成精干小分队，对付苏军。经过精心准备，虎饶前指把打击苏军的战斗地点选择在珍宝岛。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方案。在北京的京西宾馆设立临时指挥部，布了专线。由到北京准备参加九大的陈锡联直接联系前线，乔冠华负责国际情报，周恩来作最后决定。鉴此，说陈锡联为首的沈阳军区有什么责任是缺乏依据的。

 

1969年3月2日上午9点17分，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苏军巡逻队猝不及防，战斗持续到10点30分。接着便是中苏两国政府的抗议战以及针对大使馆的群众示威，中国的示威人群达到四亿以上人次。老毛此时按照“既定方针”，3月5日告诫全党全军“要准备打仗”，而且是准备大打。3月15日清晨，一场较大规模的边境战争打响，苏军在沿边境十公里宽地带以大口径火炮轰击中国境内纵深达七公里地带；中国方面经周恩来批准，也以炮兵群对苏方猛轰，战斗持续到下午5时，苏军放弃攻击。情报表明，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正访问印度，勃列日涅夫刚启程前往匈牙利，无人批准增援请示，等勃列日涅夫批准增援时已经天黑。这至少证明，苏方显然没有预料到，更谈不上有什么计划。

 

15日冲突扩大后，当晚召开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毛认定是战争的开始，于是指示“让他们打进来”，并指示全国都要组建武装民兵，“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大县三个营，中县两个营，小县一个营。”但摩擦虽然不断，战争并没有发生。于是老毛也发话：“不要打了。”22日，老毛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叹道：“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认为苏联也不会打，说：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于是示意，九大政治报告不要把这次边境冲突讲得太严重。其实担心也是有的，否则4月1日召开的“九大”便不会在绝密状态下进行。但这一仗对于稳定国内，重树军队声威的目的还是有收获的。

 

苏联一再表示和谈意愿，老毛始终不予理会，甚至3月21日柯西金要通数年不用的热线电话，也被接线员骂了回去。毛委托陈毅等四位老帅分析报告，也认定苏联不可能发动对华战争。这符合老毛的感觉，苏联不过纸老虎一个，和谈的要求正说明苏联的软弱。于是连篇累牍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苏联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之余，也表示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安排边界谈判的时间和地点。6月13日苏联大使馆通知中国政府，边界谈判最迟应于三个月内举行。由于无反应，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7月26日向中国临时代办安致远递交苏联政府给中国政府的信，要求举行两国高级会谈，讨论两国国家关系中的原则问题，就全面缓和两国关系交换意见。老毛认为这都是阴谋，再次不予答复。

 

由于中方的傲慢态度，柯西金为首的和谈派失意，以格列奇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占了上风。苏联宣传说老毛崇尚“战争解决问题”，毫无谈判解决问题的诚意，很可能搞突然袭击，苏联应该先发制人。鉴于苏联和谈派一再碰壁，强硬派得以实施报复，而且显然经过精心准备。6月10日，苏军在新疆绑架、打死中国牧民；7月8日，又在黑龙江侵入八岔岛地区；8月13日在新疆铁列克提边界地区围歼了杨政林副连长率领的巡逻队，38人全部牺牲！18日，苏联驻美国外交官试探美国：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基地，美国将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东欧各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27日，在获知苏联向东欧各国吹风，要对中国进行有限核打击之后，老毛也紧张起来，原子弹不再是“纸老虎”。他明白地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当天就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名义发布紧急命令，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立即开始应付核大战的准备活动。

 

次日，老毛亲批“照办”，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要求边疆特别是新疆军民都必须高度树立敌情观念，随时做好迎击苏修大规模侵略的准备。同时命令：“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销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凡武斗队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注意这个顿号，它意味着无论组织还是个人，一律执行本命令。这个命令还对军事设施、情报都有详尽严格的措施，“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所有工人、农民，一律返回原单位，否则停发工资、工分。敢于煽动离职者，“必须依法惩办”。还具体地规定了“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各项措施。自文革以来，这个《命令》是空前严厉的，所有九项要求中绝大部分针对造反派。它实际上终结了文革的运动形式。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各地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繁忙的战备使周恩来应接不暇。9月1日胡志明去世，周只在4日匆匆赶去吊唁，连会都没有参加当天立即返回。6日抵达河内参加葬礼的苏理柯西金提出，要求在返回苏联途中经过北京与周恩来会谈。在河内的李先念报告后，毛于10日批准，只同意在机场进行非正式会谈。11日周与柯在北京机场作三个半小时会谈，双方取得相当进展。周恩来提出以换文方式把会谈成果确定，柯表示同意。次日毛审查双方已经协商好的换文时删去了“会谈是有益的”六字，苏方对此很不满，18日答复说已经命令边防部队采取克制态度，没必要再换文了。

 

而16日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形式上的讨论一致拥护毛的意见：柯西金来京完全是为了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放烟雾弹！这个决议实际上否决了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的全部意义，而“林彪集团”是这次会议最积极拥护者。17日发表的国庆口号中，毛泽东亲自添加的第22条计83字超长口号：“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这一系列事例，证明了毛先生内心深处的恐惧。

 

18日、22日，按照毛的意图，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专题讨论苏联对华开战的可能性。林的那几个干将甚至把苏联要派代表团来华谈判边界问题与日本当年派特使赴美联系起来，认为是突然袭击必须的烟幕弹！会议估计可能性最大的时间是国庆节前后。故，22日会议刚结束，林彪即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周恩来出席。会议认定国际形势紧张，全军要准备打仗，做到有备无患。23日马上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以显示中国的核实力。25日，林又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三总部、军兵种和“三北地区”党政负责人会议，林彪宣布“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29日，又进行热核试验，再次给苏联以核实力警告。30日，北方各大军区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林彪亲自视察了西郊机场，命令全部飞机转场，设障碍堵塞跑道，他自鸣得意认为此举乃预防捷克事件再演的有力措施。还令全国1683架军机从30日至10月3日进入战备值班。国庆庆典时，秘密准备了直升飞机不熄火在故宫等候，以防不测。林彪甚至建议密云水库放水，以免苏军炸毁大坝淹没北京。后经测算，证明现有水量即使炸坝也不可能淹没北京才未实施。

 

苏军利用国庆节的打击并未发生，但边境调动仍在进行。毛泽东又认定苏军突袭日期应在苏联边境谈判代表到达北京的10月19日！为防止苏联利用谈判麻痹中国，林彪、黄永胜奉命亲往张家口视察军事要地，周恩来也命令总参整出世界典型闪电战战例，以供有关部门学习、参考。随即，政治局又召开会议，紧急通过毛泽东关于疏散领导人和老干部的命令，毛甚至对老帅们疏散的时间、地点都作了指定，那些被监禁的如刘少奇等也不例外。北京只留周恩来、黄永胜坐镇西山防御工事指挥。毛自己率先于14日奔武汉，林彪按照毛的命令随即于16日赴苏州。20日前，除周、黄外，所有未打倒和已打倒的老干部全部离开北京。

 

17日，林彪从苏州给黄永胜电话下达“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8日21时30分，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同日，黄又给各军事单位下达第二、三、四号令，使全军95个师，94万人，4100架飞机，600余艘舰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举国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苏联代表团如期到达北京，认真开始谈判，毛泽东“用兵如神”的算计根本没有任何踪影。至少这在党政军相当级别内造成了极不良影响，神圣光环受到前所未有的玷污。

 

这是需要替罪羊来顶罪的，“林彪集团”义不容辞地成为首选，周恩来也难脱干系。至于那些“设国家主席”之类无稽之谈，只是一个幌子。倘若林彪极力附和不设国家主席，老毛一定会说要设国家主席，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林彪仍旧逃不脱如来佛的掌心。区别仅仅在于，林彪居然不肯逆来顺受，弄出巨大响动来，这是老毛始料不及的，面子上、精神上的打击几乎要了他的老命！而提心吊胆的周恩来，直至确认已林彪葬身温都尔汗，情不自禁地嚎啕大哭，替罪羊落实了，那是一种解脱后的正常反映。（2004.8.1发华知。）

- 作者： 文军 2005年06月2日, 星期四 2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