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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思考- -

本文只打算简单地说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其实是两回事！

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轰击了几十年，又看见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很快就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以后，西方文明终于在中国的文化人心头上有所触动。1888年康有为首次上书，1895年甲午战败后日本逼签《马关条约》，清政府面临三年内赔款白银2.3亿两的局面。康有为第二次上书，即“公车上书”，拉开戊戌维新的序幕。维新运动开始。我们可以称之为旧文化运动。这个运动把锋芒指向封建文化体制，但却把孔子装扮成维新改制的祖师爷。国难迫使文人们思索，甚至像张之洞之类官僚也参与进来，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促成了“百日维新”。这可以称为旧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要不要改变祖宗之法成为这个阶段的斗争焦点。变革思想、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观念的张扬，对中国文化人确实是一次大启蒙。维新的实施，至少说明这次文化运动已经触动了封建王朝的最高阶层，它的成就是不可能被忽视的。

1898年9月21日，中国封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扼杀了这次改良运动。但旧文化运动仍在继续，逃亡海外之康、梁继续他们的改良宣传。这次失败证明了完全指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现实的，因而另有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论者则始终以推翻清朝为目标。这可以算是第二个阶段：改良还是革命成为新的斗争焦点。

1901年8月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为首次讨伐改良论之檄文；康有为在1902年初答南北美华侨谓“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1903年章发《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发《革命军》；孙中山也频发文字，讨伐改良派。他甚至称堕落为保皇派之后的改良派“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

这些论战大多数都在国外各报章、杂志上进行。国内也在传播并有呼应，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销售达百万册，《苏报》则著文推介《革命军》及章太炎的《序》。也不乏被清廷封闭的例子，并有镇压的事例。如邹容、章太炎便入了狱。邹容被判两年，不幸死于狱中。

这场旧文化运动对于中国社会观念的更新，贡献是不应低估的。正是社会观念的巨大改变，辛亥革命才会在仓促中成功，并且迅速蔓延全国，甚至连孙中山也始料不及。

应该说，辛亥革命永远结束了帝制，旧文化运动功不可没。虽然康、梁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但他们对于专制制度的批判与揭露，无疑是振聋发聩的，对于中国国情的分析也入木三分。在争论过程中，革命派与保皇派都是主张进步的，都不主张维持封建专制制度。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风云人物，没有不从康、梁这里受到启迪的。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人民再也不愿意拥戴任何皇帝，这就是旧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成就。

但旧文化运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软弱的，根本谈不上彻底。共和只是一个口号，大批保皇派甚至清廷官员摇身一变都成了民国干部，他们依然梦想复辟，典型事例便是袁世凯。无论如何，共和思想毕竟已经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立即遭到全国各地的声讨，83天的短命皇帝于是一命呜呼了。

说辛亥革命失败了，显然很武断。这个革命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并永远结束了帝制，何以言败？至于中国依旧没有摆脱专制的樊笼，那只是三民主义的失败，并不能归结到辛亥革命的头上去的。辛亥革命成功也就结束了改良与革命的争论。

旧文化运动很快发展进入新文化运动的阶段，新论题的产生也就自然而然。这个论题就是对中国传统的礼教，主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学为目标，形成了维护与批判两个阵营。旧派以康有为、杨度、严复、刘师培等为代表，后来便是章士钊；新派以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为主将，“打倒孔家店”并非五四的口号，而是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早就提出来了。新文化运动至少在白话文问题上取得不可逆转的胜利，1921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小学教科书一律使用白话文。尽管北洋政府教育部长兼司法总长的章士钊，1925年8月搞反扑，终究成不了气候。

1915年9月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他在这个杂志的第一卷，第一号上就以“敬告青年”为题目，热切希望青年们都成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痛数中国的封建伦理道德之罪恶，呼吁青年们“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奋勇抗争。一呼百应，《每周评论》、《新潮》、《晨钟报》等报章杂志都成了讨伐封建伦理道德的战场。半年后《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杂志。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出色组织者，蔡元培先生自1916年就任北大校长之后，坚定不移地采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治校方针，提倡不声不响地下功夫，提出高质量的学术论点。特地加聘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沈尹默、李大钊、吴稚晖、沈兼士、李石曾、高君武、王宠惠等等各派观点的著名学者担任教授，营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良好风气，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坚强阵地。

1917年1月，应蔡元培之聘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迁《新青年》到北京，更是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高。例如白话文便是胡适、陈独秀在这个杂志上首倡的。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是极具独立人格的杰出知识分子。他们不畏惧权势，敢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弘扬严谨、科学、求真的学术作风，堪称文化人的楷模。特别是鲁迅，他把这个立场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旧文化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都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没有他们的思考与拼搏，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只是空谈而已。

新文化运动的锋芒所向，直指中国封建的旧传统、旧伦理道德、旧文化。一句话，新文化运动是向内的，目标就是要扫除民族自身的弊端，开创新的健康的未来。显然，新文化运动是要比五四运动更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如果分析的话，它属于反封建的范畴。而五四运动则是外向的，是以反抗外来的压迫为目标的爱国运动。也分析的话，它属于反帝的范畴。

五四运动的发起，带有偶然性。它是以巴黎和会对于中国的伤害为诱因的。

1919年5月2日下午七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国民杂志社”例行社务会议，讨论杂志出版事宜。谈起巴黎（凡尔赛）和会的情况，也就谈起山东和其他地方人民团体的抗议行动，以及北洋政府曹汝霖媚日的事情。张国焘首先提议，发动抗议示威游行，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得到热烈响应，并决定次日晚七点召开北大学生集会，同时约请其他学校派学生来参加。

3日晚上的大会，群情激昂。在一片救国的呼声中，约定了5月4日的游行抗议活动。

这个活动的始作俑者“国民杂志社”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力量。恰恰相反，该社分为三派：以陈钟凡、黄建中为代表的守旧派，坚决反对新文化；以张国焘、许德珩为代表的激进派，拥戴新文化；以易克嶷为代表的折中派，主张新、旧文化并行，中、西文化并行的调和主义者。而他们的共同宗旨是“一致救国”，以救国为杂志社的标志。

五四运动的全部口号都是抗议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打倒卖国贼；废除二十一条，丝毫不涉及新文化。国内各媒体及群众团体的声明也都明白表示：这是一次纯洁的爱国运动。谨慎地使它同新文化运动区别开来。

当时北洋政府与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正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商讨中国的南北统一问题。南方首席代表唐绍仪于5月13日提出著名的点八条意见，全部与学生的爱国主张相吻合，决不涉及新文化运动。就连“国民杂志社”中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张国焘、许德珩的演说，亦不提新文化；只提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巴黎和约、收回山东一切权益、抵制日货。

五四运动正因为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发动起来的、爱国激情横溢的运动，于是就张扬了暴力举动。A.当天就抄、砸了曹汝霖的家；B.痛殴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C.放火烧了赵家楼；D.强抄并捣毁了商店里大批的日货。

所有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例如“打倒孔家店”、“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等等，都没有在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中露面。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也没有在五四运动中显示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和口号。在这个运动的第一波热潮过去之后，6月9日，陈、李共同研究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将它译成英文。宣言内容为：“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三、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四、北京保安队改由市组织。五、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言），敬求内外人士（士女）谅解斯旨。”（载：《民国日报》，1919年6月14日。）11日，陈独秀在散发此传单时被捕。

这些暴烈的举动，完全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实施的“文斗”，也即只在报章杂志、演讲辩论中讨伐中国旧文化，弘扬科学、民主、进步的新文化。因此，从行为方式上，五四运动也与新文化格格不入。唯一沾边的，是它的口号、文章、宣传都以白话文进行。这是新文化的一个成果。

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所有新文化运动的探讨与争辩都被迫中止，甚至发动这场运动的《国民杂志》也中断发行了。到6月3日，大批学生全城示威活动终于与警察发生冲突，数以千计的学生被捕。在全国各界的罢课、罢工、罢市的声援下，徐世昌政府于5日释放学生；10日明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28日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获得胜利。但这个胜利是以新文化运动的牺牲为代价的。

很长时期以来，舆论已经不假思索地把新文化运动归结到五四运动上去了。一个原因可能是，五四运动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进行之中。但新文化运动早在五四之前四年就已经开始了，而五四运动的发起者中就有反对新文化运动者。因此，这种归结至少是不严谨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夺取政权需要五四运动的暴烈行动精神而不希望新文化运动那种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方式。换句话说，按照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将导致资产阶级民主化；只有按照五四精神，才能导致暴力的阶级斗争道路。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便有论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其实就是对新文化运动斗争方式的否定。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新文化运动的实际组织者蔡元培先生就力图阻止五四运动的发生。其动机，主要就是担心新文化运动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会因此遭受损害。须知，到1919年中国的各种报纸杂志已经有约400种，基本上都是用白话文出版。

至于他后来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那也同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相一致的。学生获释后，5月9日蔡辞职。在他悄然离开北大留下的辞书说道：“我倦矣！‘杀君马者路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本人理解，其本意表示他只是失望和厌倦，“惹不起躲得起”罢了。

11日北大学生收到蔡的来信曰：“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意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职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

孙中山先生也对五四运动嗤之以鼻。1920年1月，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许德珩、张国焘、康白情和天津的学生领袖刘清扬在上海拜访孙中山，孙先生毫无隐瞒地说，五四的精神是好的，但最大成绩也不过游行请愿、集合几万人罢课、罢工、罢市几天而已。如果愿意，北京政府只要几挺机关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孙先生主张宣传与军事相结合，甚至提出拨五百条枪给北京学生，让不怕死的学生参加他的军事行动。结果是，五四领袖们除张国焘之外，基本都选择了“出国深造”的路。中国的爱国学生，在爱国运动中成名之后便跑到他们曾经咒骂过的帝国主义国家“深造”，就从五四运动开始。

只有军阀吴佩孚积极支持、利用五四运动，乘机标榜要召集国民大会、国民筹款赎回胶济铁路、反对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等等，扩大了影响，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最后终于成为北伐战争的主要敌人。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仅此而已。在爱国这一点上，它与新文化运动是接近的。但它采取的暴烈举动，是与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的。在深刻程度方面，它远不及新文化运动。而且“爱国”的含义模糊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旧传统糟粕的批判，因为“国粹”也乘机躲进被爱的营帐里去了。

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也发生分裂，1919年7月胡适便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蓝公武、李大钊随即对此进行批评，于是新文化运动本身实际分裂，从锋芒共向封建文化转到“问题与主义”的争辩上去了。胡适并不遮掩他对五四运动方式的不满，可以这样看，五四运动正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根源。

而原来对新文化运动虽然不以为然但却没有理由进行镇压的北洋政府，在五四运动之后就立即以“过激主义”为由对新文化运动加以摧残。一批拥护新文化运动的报纸杂志被查封，新文化的倡导者被迫害。而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则趁机反扑，典型的例子就是“学衡派”、“甲寅派”为代表的复古主义逆流的出现。

接着便出现一个误区，把五四运动说成是新文化运动的表现形式，甚至是最高体现。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明确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把五四定为中国青年节，迫使蒋介石政府同意这个节日，虽然蒋很快又改青年节为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三月二十九日）。

在毛随后发表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正式规定青年运动只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队，即打冲锋的敢死队。他在此文中不切实际地恭维道：“只有我们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所以我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中国的学生们从此也就以充当敢死队为荣了。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五四运动的误区所在：新文化运动是从旧文化运动发展而来的，它的领军人物或主要干将都是当时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他们大抵是些学贯中西的杰出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中的优秀人物基本上只不过围绕着这些知识分子活动而已。把新文化运动说成五四运动就把这个历史事实给颠倒了，仿佛新文化运动是一群青年学生发动起来的政治运动。这使后来的青年学生飘飘然，把他们的狂热性和自以为是当成革命性来张扬，这对于历史是不负责任的或别有用心的歪曲。

共和国建立以后，官方宣传和毛本人对他们偏爱并恭维有加，青年学生更是为成为最纯洁、政治上最革命的“新生力量”而欢欣鼓舞、忘乎所以。毛泽东几乎在建国的同时就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讨伐，与青年学生被恭维的对立手段是把知识分子妖魔化，变成思想肮脏，政治上保守、落后、迂腐甚至反动的群体。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被扫荡殆尽，成为被打断了脊梁骨的附庸；而青年学生的狂热天性和执政党有意识的蛊惑与煽动，使他们几度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1949年下半年对教师界的政治学习运动中，相当多学校就采取了由学生“帮助”教师的办法。到“洗澡”运动中，正式开始有组织地、自觉地利用青少年学生为实现政治意图服务。1952年3月13日，××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强调，“在学校中进行‘三反’运动，应该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这是挑动学生斗争老师的正式开始。

官方的《人民教育》杂志1952年4月号的《高等学校教师必须通过“三反”运动认真改造思想》社论进一步诠释了中央文件的精神：“青年学生思想比较纯洁，解放以来，他们在政治上一般比教师进步快；而且高等学校的学生已有相当的知识水平，在正确的领导下是可以很清醒地辨明是非，因此他们能够很热诚又很有力量地帮助教师前进。教师平时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学生都是亲耳听到的或看到的，教师当着学生检讨更要拿出诚恳坦白的态度，否则学生会当面揭发。所以有的教师感到这是‘脚底下火山爆发’，使他再也不能拖延不改了。”在当年所有报刊杂志上，学生对教师的谩骂式攻击不计其数。杨绛先生在其著作《控诉大会》中便有真实的描述，可以略见一斑的。

以后的所有运动，青少年学生都在所谓“五四精神”的鼓舞下，充当了打手和敢死队的先锋作用，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文革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专制权力的纵容下，无知青少年学生自以为是的恶性膨胀，会成为一股多么严重的破坏力量！

许多年来，五四的意义因为政治需要已经被夸大到荒谬的地步。甚至号称中国第一学府的北京大学，也把它的校庆改成五月四日。这显示了一种与这所学校应有的庄重极不相称的浅薄与狂躁！这种市侩似的功利心态不仅在继续践踏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而且是背离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的。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在天之灵看见这等趋炎附势之举，不知该作何感想。我相信，总有一天，北大的教师与学生们会意识到这一点，恢复自己的尊严和历史的本来面貌。

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的爱国意义是值得纪念的，但那只是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的特定行为。“五四精神”是不值得弘扬的，特别是在人类文明进程已经大大发展了的情况下。

（2002.5.1上华知，2.上故乡、猫眼3.上北大论坛）

- 作者： 文军 2005年05月31日, 星期二 0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