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在《天府论坛》读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栾景河的《对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作者认为：毛访苏目的明确，就是要签订条约；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存在误会但无大碍，而且后来已经解决；中苏会谈是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毛泽东基本上满意而归；中苏条约是在中方倡导下签订，周恩来起草并加上“互助”两字；归根结底在当时情况下，符合中苏两国共同利益；即使算上秘密协定，也不能改变平等性质，因为它正是新中国稳定边疆局势所需要的。总的结论是：它保证了新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本人以为，这篇文章不能令人信服，故作本帖。不知何故，天府上不去，故来此地。因无原文对照，如感不便，请予原谅。――wenjunq
也思考毛泽东首次访苏
栾景河先生《对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若干问题的历史考察与思考》一文（以下简称栾文）提出：不应该带有主观评价特点而忽略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复杂情况来研究探讨毛泽东首次对苏联的访问以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者认为毛泽东本人50年代的一些言论不符合历史事实，具有偏见并起误导作用。这个观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斯大林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大致符合实际情况。
但作者认为毛泽东以签订条约为主要目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连同它的附属协定（包括秘密协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仅符合苏联的战略意义利益，更符合中国切实安全利益。”等结论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其实，作者的文章本身依旧具有明显的主观评价特点，是站在必须“一边倒”的立场上考察与思考的。
本人仅仅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碰巧对这个题目作了认真的考察。由于条件限制，本人不可能接触到原始资料，但目前各种相关出版物已经汗牛充栋，“二手资料”并不缺乏；而且因为更多秘密档案显然并未公开（例如1949年12月24日斯、毛会谈），专业研究人员也只能在“二手资料”所涉及的范围内研究。于是就不顾“班门弄斧”之嫌，也谈谈对此题目的思考意见。
毛泽东访苏并非孤立事件
本质地说，毛泽东在建国后对苏联的访问，是苏共长期扶持的另一个大党取得胜利之后的朝圣。完全不是一个主权大国首脑对另一个主权大国平等的国事访问。在人类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国家体制形成之后，一个胜利了的大国首脑跑到另一个国家住上两个月（原定三个月），还“被晾在别墅里”，这是绝无仅有的。仅此一点，对于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决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对于斯大林而言，他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这次访问把中国纳入苏维埃的势力范围；并使它成为向美帝国主义势力进攻的东方基地。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到马列主义圣地是要获取斯大林的承认并面授机宜，以便名正言顺地开展东方十字军式的讨伐。不排除将来成为新的教宗的可能性。
正如毛泽东本人多次强调的，没有斯大林的大力支持，中国革命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从中共成立开始，直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的支持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来说，没有斯大林的支持，他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获得。即使获得了，也不可能巩固。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尽管有过阳奉阴违的例子，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同斯大林的密切联系。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
当中国革命获得胜利，毛泽东从一个革命党领导人变为一个东方大国的领袖，如何把这样一个大国顺利地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事实上已经成为毛泽东和斯大林首先关心的问题。斯大林对于新中国的一切政策，完全取决于苏联的战略利益特别是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这个具体目标能否实现。斯大林压根儿不会替中国、中共、乃至毛泽东本人着想，并不因中共掌权就履行他的政府在一九二四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议》中的承诺。
斯大林早就宣布：“谁决心――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诚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1948年3月1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结论：苏联不愿意考虑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力图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它们，向它们施加压力。同年，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马萨里克称：“我去莫斯科的时候还是一名主权国家自由的部长，而回来时已成了斯大林的雇农。”
铁托坚持独立自主的路线，他宣称：“我们不想为别人的打算付出代价，我们不想被破成零钱，我们不想让别人把我们纳入某种利益范围的政策之中。”结果是被斯大林于6月斥责为叛徒并开除出情报局，还强令其他东欧国家都断绝了与南斯拉夫的一切联系。铁托感叹道：谁如果以为苏联会为别国的利益着想，那他就太无知了。
我们稍微离得远一点看，就能明白一个合情理的事实。斯大林在雅尔塔与美国人划分势力范围，在欧洲他做出了许多让步，也获得了东欧各国。在东方他获得回报，取得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纳入苏联版图，并获得满洲、外蒙古作为他的势力范围。让美国独占日本是他无可奈何的让步。这样就造成一个事实：蒋介石控制中国，而外蒙成为苏联的附庸。但蒋介石必须保证满洲不能让美、英进入，斯大林没有预料毛泽东能得天下，他需要满洲、蒙古作为缓冲地带，以确保亲美的蒋介石不会勾结美国、日本对苏联形成威胁。
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整个签订过程以及条约本身，就明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其实，斯大林并非如许多研究者所认为的，牺牲了中共的利益。恰恰相反，他实际上竭尽全力在帮助中共。因为他料定中共不可能统治整个中国，主动秘密命令中共接管满洲，并把大批武器交给中共，以便中共能够确保满洲。这比蒋介石控制满洲要稳当得多。
斯大林惯于“以革命的两面派手段，对付反革命的两面派”。对于他所签订的条约，从来就没打算认真履行。他对宋子文说毛泽东是否共产党还“颇有疑问”。对美国人则骂中共都是农村改革主义者，是“人造黄油”，是“红皮萝卜式的共产党”。于是骗住了蒋介石，也骗住了美国。使他们都以为斯大林并不支持毛泽东。赫尔利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当我到这里时，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是苏联政府的工具。现在他相信苏联政府根本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一）俄国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二）俄国不希望中国发生纠纷和内战；（三）俄国希望同中国保持更为和睦的关系。”
当老蒋正傻乎乎地等待斯大林按照中苏条约移交满洲时，1945年9月，斯大林一边同美国议员代表团大唱中共是来历不明的假共产党，苏联希望与蒋介石代表的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高调。另一边命令远东红军派代表贝鲁诺索夫中校（真名叫魏斯别夫，军衔上校。），15日上午飞抵延安。正式通知中共要求八路军退出红军占领区，以免授人以柄。但只要不用八路军名义，不与苏军接触，则不予干涉。希望立即派中共负责干部前往东北，就近交涉，协调行动。刘少奇立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的南下方针，确立新的战略决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要迅速地、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的强大力量。”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抓住“千载一时之机”。16日苏军克尼德涅夫中将传达莫斯科建议：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将撤出察绥地区，莫斯科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前往接收，包括不久也将撤出的东北地区。17日，东北局书记彭真以及陈云、伍修权乘该飞机赴东北。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秘密会见彭真，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作陪。他特地传达斯大林的话：“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彭真表示中共要夺取全东北，该委员夸奖道：“你们气魄很大。”然后批评中共让开南满，占据东、西、北满的计划，建议在山海关一带部署15万主力，沈阳周围部署10万主力，这样东北都是你们的。彭真说武器不多，该委员说：现在就有了。他果然在4日就批给至少装备几十万人的武器装备。彭真抱歉地说，我们还没有那么多人来接收这批武器。苏军领导人痛快地表示：我们还能代管一个月。
同时，苏联则用种种借口阻碍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更严禁美军一兵一卒靠近东北。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告诫毛泽东：“在东北只能做，不能说，绝不要提东北自治与不准国民党派兵的事，给美蒋以借口，使苏联处于困难地位。”还说明，苏联的一切措施，目的都是防止美国把苏联势力从中国赶出去。
根据苏联副外长洛佐夫斯基1945年12月29日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作的记录：“美国将提出要求，不仅向华北，而且向满洲推进。对苏联来说，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已经把边境上的日本邻国摆脱了，我们不能让满洲变成另一个列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
罗嗦这么些东西，只是简介一下斯大林对于形式上签订条约与实际上执行条约处理的何等得心应手。
斯大林唯一不能预料的是：中共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如此迅速地就夺取了中国。当全部中国都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满洲也就不像开始想象的那么重要了。那么宣布旧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以换取毛泽东的加盟当然是值得的。在斯大林的全盘战略中，如果能用旅顺的撤军换得美国从日本撤军，那绝对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即使美国拒不从日本撤军，那也是政治上、宣传上的巨大胜利。
让毛泽东访问苏联，解决条约问题，是斯大林战略全局的一步重要的棋路。当然不是孤立的事件。必须顾虑的：一，毛泽东会不会是亚洲的铁托；二，不能过分刺激美国。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必须弄清楚：斯大林从未承认过中共对王明的批判都是正确的；斯大林也从来没有承认毛泽东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承认他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民革命领袖。也就是说，中共仅被斯大林看成同盟军，还不算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莫洛托夫说过，所有靠自己打出江山来的，都不能算真正的共产党。只有苏联解放的地方才有真正的共产党。
毛泽东迫切需要获得斯大林的承认，迫切需要跻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领袖的行列。他的胸怀与抱负，并不止于当上“皇帝”。恰如他早年文章所表达的抱负：“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又正如他自己在1956年对赫鲁晓夫说的：“似乎认为只要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就大功告成了！――好像搞的是民族解放运动似的。”早在1938年1月，他就把将要前往苏联学习的刘亚楼调到身边工作，向他大量谈了我党几次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危害的情况。4月，刘亚楼动身前，毛泽东特别关照：“到莫斯科以后，有一件事要你去做：把我党历史上的几次左倾错误及其危害，把我党当前推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直接向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汇报。”他还说：“共产国际对我们不够了解，你要多带几套《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当面交给季米特洛夫，并请他转呈斯大林。”
转机出现在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招待刘少奇，特别邀请了江青。斯大林说：西方已经落后，革命的中心现在转移到中国。中国应该成为东方革命的榜样，而苏联做不到。并把中共看成伙伴关系，甚至提出弟弟超过老大哥的主张。这次访问其实比毛泽东后来的访问更重要。因为斯大林亲自对中共主要领导人进行考察，虽然他不同意中共加入情报局，但还是承认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践中的成绩。
还有一个显示亲热的重要事实，似乎被忽略了。斯大林为向中共表示信任，并证明苏联的强大和可靠，甚至透露了在当时还是绝对秘密的消息：苏联已拥有原子弹！
7月11日接见刘少奇的谈话中，斯大林说：“他们并用原子弹来恐吓，但我们也在准备，我们比他们准备得更快些。”也许刘少奇没有好奇的表示，他又明确地说：“他们使用原子弹，我们也使用原子弹。”须知，苏联的原子弹试爆成功是在9月25日。那一天，甚至连主管原子弹试制工作的贝利亚都没把握，甚至预言会失败。在两个半月前向刘少奇透露，无疑表示了对中共的信任。
总之，这是前所未有的亲热表示，对于毛泽东的理想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
毛泽东此次访苏主要目的决不是为了签订新条约。
正如栾文所说，以前毛至少三次要求访问苏联。但并非如作者所言是“由于中国当时复杂的战争局势迫使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一再拖延和耽搁。”而完全是因为斯大林不同意而已。这已经有大量文件、著作证明，不再赘述。其中第二次要求访苏，毛泽东1948年4月26日电报明确了他的目的：“我将就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向联共（布）中央同志请教”，他甚至称：“如果您不同意，（指访苏计划）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一个人去。”结果仍被斯大林婉拒。7月4日毛又提出访苏，“即使海空路线都不行，我们也还是在本月25日左右北上。”但斯大林又以“粮食征购”为由推了。11月21日毛又致电要求12月底访苏，但斯大林依旧“主张您暂时推迟”，并决定派米高扬来中国。这样，毛四次要求访苏都没有成行。这四次访苏的目的都没有提到中苏条约。
斯大林拒绝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应该是他认为毛泽东“名不正”。这在1949年1月1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讲话已经明确指出了：“毛泽东此时前来未必合适，因为他当时是游击战的领导人，虽然他的出行是秘密安排的。但是关于他的出国之事却瞒不住，恐怕已经走露了风声。西方无疑会就他的出行做文章，说他访问莫斯科为的是向苏联共产党请领指示，而他本人则会被称作莫斯科的代理人。这会伤害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会趁机大肆鼓噪反对中国共产党。”他其实更担心影响苏联的国际声誉。
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胜局已定的1948年年底，还不能以合法政府首脑的身份来访，自然不能举行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也不可能签订国家间协议或条约，因而是没有意义的。尽管苏联政府“当时为迎接毛泽东本来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由于斯大林的意见，苏共中央只能复电毛泽东：“我们依然坚持，望您暂时推迟莫斯科之行”，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苏共“立即向您派出一名负有责任的政治局委员到贵国”，“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
而米高扬1949年1月30日到达西柏坡见毛泽东之后，是米高扬首先主动谈起旧的中苏条约，苏联认为条约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条约。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对于米高扬的传达全都“感到十分突然”，接着“几乎异口同声表示”这个条约对中共有利，“毛泽东说，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这个条约。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参见：A.M.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使华》）
直至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斯大林的报告明确表示：“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苏中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
这个报告接着提出了三个处理方式，现在许多研究者认为刘的这个报告显示了中共对旧条约表明了三种处理方式，即全部继承或重新签订或声明等一时期重新签订。似乎中方更倾向废除旧约另签新约。这是不符合刘的报告原文表述的。刘表达的是“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或者“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以及“由两国政府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其实这三个方式全部都是继承原条约的，根本不存在任何另起炉灶的意思！
报告明白无误地请斯大林定夺，斯大林对这三个继承方式都不同意，显然是因为这三个方案中，中方没有任何另起炉灶的表示。他批示：“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在7月18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详细汇报了斯大林11日的讲话：“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以上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如果真如许多研究者所认定的，斯大林反对修改中苏旧条约的话，他只需认可刘少奇的第一个处理方式就可以了。犯不着“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到此时为止，斯大林明白无误地宣布旧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他需要改变这个条约，但必须在法律上不给美国以借口，以致伤害苏联的其他利益。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毛访苏时之所以提及条约问题，正是因为斯大林对刘少奇做出过“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的指示。毛泽东自己在会见时也承认：“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主张，只不过想听听斯大林的指示罢了。
苏方负责毛访苏联络工作的科瓦廖夫斯大林报告称：毛计划访苏三个月：“头一个月在莫斯科等地，签订苏中友好条约，同斯大林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会谈（毛泽东为谈话作了特别精心的准备）。第二个月访问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第三个月，打算在苏联的索契疗养地休养。”
其实毛泽东根本没打算为签订条约的事情操心，直到出发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王稼祥长时间谈话。在谈到去莫斯科如何处理原中苏条约时，毛泽东只说了一句：“可以谈谈看。”他满心希望的是谈“根本理论”。当初，米高扬一到，他就大谈中共党内斗争史，不料米高扬避而不理，他因此十分生气。12月16日他一见斯大林便立即说起“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却不料又被斯大林打断，并岔开了。毛泽东回到住地又大发脾气。
另据师哲回忆，在1月1日之前，莫洛托夫拜访毛泽东，“毛主席向莫洛托夫海阔天空地谈中国革命的历史，党内斗争等，谈的时间很长。但莫洛托夫却表现出沉默，不感兴趣的样子，只是点头听着，既不表态，也不提出任何问题。”这些都说明毛泽东更注重的，并不是条约问题。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根本理论”没有雅兴。
毛泽东对于条约问题坚持要周恩来处理，但他访问苏联的计划中，通过王稼祥向苏方陈述了周恩来暂时不到莫斯科的理由。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向斯大林汇报后回答王稼祥：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出的任何决定”。注意，并非斯大林不让周恩来到莫斯科，而是毛泽东自己打算等他同斯大林谈完了“根本理论”之后，再让周来谈条约问题。这里还有一个级别问题，斯大林指望毛本人同莫洛托夫签订条约，如此他便显示出比毛高出一头的导师地位。因为毛多次表示了他只是斯大林的学生，斯大林以为这应该顺理成章。而毛却坚持让周恩来与莫洛托夫签订任何条约，这样毛便同斯大林处在同等地位上了。斯大林对此举很忌讳，在他做出让步之前多次烦躁地问其他苏联领导人：“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费一点口舌说一下代表团成员，也能看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主要目的。
除他本人外，第二号人物是驻苏大使王稼祥，这属于惯例，因为王是驻苏大使。但他也是中共党内首次提出并论证“毛泽东思想”的人物。第三号人物陈伯达，时任马列主义学院副院长（刘少奇挂院长衔）。美国学者R.F.怀利在研究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的著作《毛泽东、陈伯达与中国理论的探寻，1935-1945》中对陈伯达的作用考证如下：“延安时期，陈伯达主要从事理论研究、政治宣传和毛泽东报告的拟定工作，他和毛泽东一起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他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歌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陈伯达是‘毛泽东神话’的始作俑者。”“在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把毛泽东思想提升为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理论指导的过程中，陈伯达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一位为毛泽东服务的党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是：负责文电工作的叶子龙、负责警卫工作的汪东兴、翻译师哲。而当时苏联的报刊上介绍的只有“陈伯达教授”一位代表团成员。
这个组成也能说是以“签订新条约为主要目的”的代表团吗？稍微有一点判断能力的人恐怕都不会赞同。毛泽东到苏联更想干什么，从代表团的组成便一目了然。对比实际签订条约的周恩来，他率领17位各路精英干部，还招来邓力群、赛福鼎处理有关新疆的协定。其实斯大林未必没有看出毛泽东的心思，所以在谈判条约具体细节以后的酒宴中，斯大林特意向毛泽东的心腹、一直无事可做的陈伯达敬酒：“为中国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本想抚慰毛，没想到反而勾起了毛的怨愤，于是拿陈伯达来出气。
直到1月1日斯大林主动提出签订新条约为止，毛泽东几乎没有为争取签订新条约作过任何努力，即使是提出了条约问题并费很大力气争取到的12月24日会谈，实际会谈时他也根本未提条约问题。而毛已通知北京等待这天会谈结果，以便定夺周恩来是否赴莫斯科、也就是处理条约问题的。
直至1950年1月22日，也就是斯大林决定重新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后22天，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说：“我们还没有具体拟好条约的草案，仅有一些设想。”如果从确定访问的11月12日算起，到谈话之日为止已经两个多月，还只是“仅有一些设想”，能说“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的目的更是为了签订新的条约”吗？
叶子龙回忆：“毛泽东说过：‘我到苏联来，是想亲自听听斯大林同志意见，我们要好好谈谈。’看来他迫切想见到斯大林，是要说出他在心里憋闷了多年的话。
“可是斯大林的想法是要借毛泽东访苏的机会，密切中苏关系，具体来说，两国签一个条约，仅此而已。”
“后来，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又几次提到王明和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而斯大林的回答和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显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
“斯大林急切地要与毛泽东谈签订中苏条约的事，毛泽东坚持请周恩来谈，斯大林虽不很满意，但最后同意请周恩来率代表团到苏联。”
从1935年开始“二十七年与他朝夕相处”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应该不会弄错毛泽东的心思。而且，从要求访问苏联起，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多次谈到太阳，叶子龙说：“那不是一般意义的‘太阳’”。1948年春，毛泽东谈起去苏联的目的时说：“太阳出来了。我要与斯大林同志谈谈东方日出的问题。”叶说，毛泽东“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联系到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为谈话作了特别精心的准备”，不难看出，毛要见斯大林是以讨论国际共产主义理论为主要目的。如果真以签订条约为主要目的，难道不需要为签订条约作大量、精心准备，反而要为次要目的去作大量、精心的准备吗？（以上参见：《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斯大林要解决旧条约的指示看起来对周恩来更具吸引力，所以周对罗申谈起毛访苏的安排时，只用一句“除同斯大林建立私人联系外”便略过去毛泽东“作了特别精心的准备”的“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根本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会谈”。周更注重条约的事，从档案文字中的记载，中方首先提出条约问题正是11月10日周与罗申的谈话。周恩来表示：“如果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周恩来会迅速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签订这个条约。”
周的得力助手李克农也奉命于11月17日故意对罗申透露：美国有一个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阴谋。他们“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说它导致中国丧失了东北及那里所有的工业设备。这也说明，在毛访苏之前，分工已经明确：“如果”需要签订条约，也是周恩来的任务。明摆着签订条约只是并不落实的“如果”而已，毛泽东竟然把一个“如果”当成出访的目的，岂不是太贬低他了？
即使在斯大林同意重新签订条约以后，毛也只是叫周恩来负责，自己并不费心。直到他去世，始终不愿意理会具体事务，只感兴趣理论上的探讨和建树。在米高扬到西柏坡时，关于苏联援助的谈判，毛泽东让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商谈，自己直到米高扬访问将结束时才参加。
毛泽东在苏联的所有不满，都只因为斯大林不跟他讨论国际共产主义理论和哲学，没有把他当成“东方的太阳”，这是他对斯大林耿耿于怀的根本原因。签订了一个条约，斯大林确实做出相当大的让步，为他的首次访问挽回了一点面子。在他自己看来，满以为可以同斯大林畅谈“根本理论”却碰了一鼻子灰，这次访苏其实是失败了。另一个旁证是，毛以工作繁忙必须提前回北京为由离开苏联，但却留在东北视察，直到3月4日才返京。说明他对签订条约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安抚而已，他没心情再留在苏联。
斯大林反对改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吗？
上面引述的叶子龙的回忆，认为是斯大林迫切需要签订条约，而毛泽东只急切地想谈憋闷在心里多年的话。他的印象准确吗？我认为，叶子龙的印象是对的，斯大林最坚决主张修改旧条约，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
正如前面已经引证过的，第一个提出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并准备取消它的就是斯大林。1949年1月30日米高扬会见了毛泽东，米高扬表达了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态度：“如果中国政府将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那就不需要在那里（旅顺）有基地了。”当时毛泽东和中共政治局成员“如此的意外，以致使他们感到十分惊讶”。为了说服毛泽东，2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重申：“苏联政府已经有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并且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然而，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宜，那么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仔细研究相关的历史文件之后，我们可以确定，直至1949年8月，中共方面并没有要求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反倒是苏联主动提出要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斯大林在刘少奇的报告上批示，可以理解为斯大林对继承旧条约的任何方式都不满意，他想另起炉灶。当然，斯大林所谓“取消”只是指的从旅顺撤军以及在中长铁路给一点让步，并非彻底改变。
一个最基本的法律问题不知何故被所有研究者忽略了：当1949年10月3日，苏联正式断绝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苏联政府正式宣布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政府，紧接着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它在联合国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和它派驻联合国的代表都是非法的。这样，苏联方面已经在法律程序上宣告了它同中华民国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条约都不再合法！也就是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由此引起的所有条约、协定、附加议定书等等，都被苏联从法律意义上废除了！因此，苏联对旅顺、大连以及中东铁路的一切占领都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鉴于这个情况，事实上从1949年10月3日到1950年2月14日，苏联与中国之间属于无条约制约的空白状态。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苏联签订新的条约，那么，外蒙古的独立、旅顺、大连的占领以及中东铁路的经营，都是不合法的！这个情况显然是苏联不愿意接受的，这种状况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中国完全可以在空白状况下重新开始平等互利的谈判。斯大林怎么可能拒绝签订新条约呢？难道他打算放弃外蒙古“独立”？难道他愿意对旅顺、大连的占领和中东铁路的经营都处于非法的状态下？
由此可知，说斯大林不愿意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从法律意义上说，根本站不住脚！而斯大林一贯非常注重条约的法律地位，从苏联有关知情人的回忆证实：在毛泽东访问苏联以前直到他答复毛可以叫周恩来来签订条约为止，斯大林多次召集苏联的国际法专家专门探讨了条约的法律问题。详细情况尚无文字记载，由此也可以证实，斯大林更关心这个条约。他不可能不担心新中国一旦不认可旧条约所规定的条款，苏联将面临极其尴尬的境地。
直至现在，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认定斯大林反对修改旧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根据的都仅仅是1949年12月16日斯大林的讲话。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讨论这个会见的记录。
严格地说，在这次会见中，斯大林并没有拒绝改变旧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他只是说苏方“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紧接着他就说明他的意图是“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他指的是整个条约，包括旅顺、中长铁路等协定。他提出：“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他还提出：“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做些修改。”并强调：“如果这种做法不能使中国同志满意，那么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仅这些记录就认定斯大林反对改变旧条约，论据是不充分的。
我们看出斯大林的完整意见是：为了不让美、英抓住把柄，“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接着谈及旅顺、中长铁路问题时都重复提出“形式上保留，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并不是根本反对改变旧条约，他坚持要求“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斯大林只是担心美国方面会有麻烦，当然，不能排除他不好表达的对毛泽东有戒心。
从其他资料看，斯大林关于雅尔塔协议的说法并非借口，旧中苏条约因签约对象的非法而失去了合法性。如果毛已经觉察到这一点，斯大林提出雅尔塔协议其实不过吓唬中方，以保证旧条约的内容得以延续。
正相反，在这次会谈中，恰是毛泽东强调：“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这就否定了斯大林提出的最迫切改变。然后又是斯大林说服毛泽东，企图使他相信，苏联从旅顺撤军对双方都有多么大的好处。而撤军本身就是在改变旧条约。结果毛泽东认定，即使在形式上不修改旧条约也不能同意苏联从旅顺撤军：“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这样，毛泽东就从形式到实质，都否定了对旧条约的改变。
毛泽东请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回答：“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这个对话说明，毛的既定方针依旧是条约问题是周恩来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并且他显然明白斯大林的意思并非不改变旧条约，而是要在“实际上修改”，这也是周恩来的事。斯大林的回答表明，他认为毛自己应该解决条约问题，而不是周恩来解决。但不反对周来解决其他问题。并且斯大林的回答也说明，他并没有堵死条约问题的门，而让毛泽东自己决定。在谈判中，提出自己的明确意见，以供讨论是很正常的。以此次谈话来断定斯大林反对改变旧条约，而且是惟一根据，那是不准确的。（以上参见：《近代史资料》总九十六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人以为：因为米高扬和刘少奇都明确告知了中共领导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并且将有更伟大的贡献这样一个观点，斯大林才说出“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这样一个意见的。这个意见可以这样理解：新中国发表一个继承原条约的法律文件，双方另外签订一个修改旅顺、中长铁路条款的补充文件，可以包括苏联从旅顺撤军的条款。
于是我们发现，中方其实要求的只不过换一个条约签字的主，因为包括毛在内的中共领导不能容忍蒋介石签订的东西还必须由自己执行。正如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电报里称：“原条约是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这段话从16日会谈的记录稿里查不到，但已经与“原条约已无法律效力”只隔了一层窗户纸。遗憾的是，老毛一门心思“一边倒”，并没有打“合法性”这张牌的念头。在他看来，只要经过形式上的变更，也就足够了。内容依旧可以照抄不误。当然也不排除中共中央有不同意见。亲历了毛泽东访苏全过程的苏联老资格驻华高级外交官A.M.列多夫斯基当时的感觉是：“因为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一问题有争议，并且受到周恩来的影响。后来起草新的苏中条约的谈判过程表明：与毛泽东和刘少奇不同，周恩来对某些问题的态度更坚决，甚至强硬。”（参见：A.M.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新华出版社。）
如果师哲的回忆是准确的，我们也能看出，斯大林反复示意问毛希望做些什么，毛说：“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并没有提条约问题。斯大林甚至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毛依然以“既好看，又好吃”来应付。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场景中恰恰表明斯大林比毛泽东更迫切希望解决条约问题。
如果采信作者引用师哲的说法“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也只能证明中方对此毫无准备。否则不可能在周恩来到达莫斯科以后才草拟条约文本。反观苏方，从1月2日起到22日，不仅对条约草案至少六易其稿，而且草拟了其他协定共12项。对比一下，我们不难看出谁更积极些。
1950年1月1日，斯大林终于自己决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方式宣布要从形式上也修改旧条约。他的变化只是从仅改变实质而不改变形式到形式、实质都改变。更大的让步是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处理条约问题。而做出这个决断也只是判定美国的态度已经变化，与中国方面对条约的态度毫无关系。
结论是：毛泽东需要的只是形式上修改条约而实质上不必改变。而斯大林坚持在实质上改变条约，形式上不必修改。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12月30日斯大林从情报部门得知，美国不会在乎中国和韩国的得失之后，立即批准从形式上也修改条约的了。
斯大林迫切希望与中国结盟，是他与美国斗争的需要
如果把斯大林当时关心的世界战略联系起来看，我们便不难看到，他迫切需要中国成为苏联的盟国，以增加同美国抗衡的力量。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宣称只有苏维埃制度最优越，而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就是战争。要避免战争，“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并宣布苏联的工业将转入为下一次战争做好准备。这个演说被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发表《和平砥柱》的演说，回应斯大林并称其在欧洲落下“铁幕”，使东欧国家和人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冷战开始。
1947年6月下旬，苏联从响应“马歇尔计划”转为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发现这个计划的结果将使美国主导欧洲。7月2日，苏联退出巴黎会议。7日苏共中央急电东欧各国抵制欧洲经济会议。并加紧了这年2月开始的对东欧国家的“清洗”。在政治清洗遇到挫折的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苏联调动军队支持了共产党的政变。组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此事却使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分歧公开化，争吵持续到1949年11月，斯大林操纵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把南共和铁托定为“杀人犯和间谍”，苏南决裂。
几乎同时，苏联与美、英、法三国在德国问题上决裂，1948年4月1日起，苏联以封锁柏林的办法企图把西方挤出柏林，到1949年5月12日封锁失败。相反，西欧国家与美国于1949年4月成立北约组织，斯大林在欧洲的斗争遭受挫折，他面临西方军事集团的压力。
出乎意料，中国革命此时却取得奇迹般进展，他把目光转移到东方。
1948年5月，斯大林对即将派往中国的科瓦廖夫说：“我们当然要向新中国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我们两国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那么，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有保障的。我们就不怕任何突发性事件的威胁。因此，对于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自己的力量。”（参见：科瓦廖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续，原载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1-3期合刊。）
这个谈话表明，斯大林需要中国加盟，因此必须给予大力援助，必须花些本钱。同时，他又不得不防止发生东方的铁托。在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1948年9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对国民党内政部长彭昭贤说，苏联之所以对调停中国内战感兴趣，是因为害怕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
于是我们从档案材料中看到，刘少奇访问苏联时给斯大林的请示报告中，关于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承认、先搞好国内的事情、苏联和东欧国家先承认、在国际问题上与苏联保持一致、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等表态后面，斯大林批示了：“对！”、“好！”、“是的！最好不急。”等等赞同字样，斯大林考虑的是要把中国拉进他的势力范围，并且不能让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为此，他就必须切断新中国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联系，同时又不能冒与美国直接对抗的风险。
众多文章都表示，斯大林在1950年1月1日决定从形式上也改变苏中同盟条约是因为毛泽东当天告知英国、印度、缅甸要同中国建交。这个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苏联当年的档案资料表明，早在1949年12月9日，周恩来就告知苏联驻华代办谢巴耶夫：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代办问：今天报纸上已经有了这样的消息，你们是否从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周答：是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可靠的消息。该代办立即上报了。
到12月15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了正式承认新中国和取消对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决定。此时毛尚未到莫斯科。
16日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英国倾向与我建交；同日缅甸宣布要与新中国建交，同时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18日，周恩来复电缅甸外长同意缅甸在弃蒋后即正式建交。印度政界要承认中国的讨论也在报纸上公开进行，到30日尼赫鲁正式致电周恩来宣布要建交。而当时所有关于中国的消息都由斯大林亲自掌握的。葛罗米柯只因人民币与卢布汇率报告没经过斯大林，就要被贬到英国去当大使。这样可知，如此情况斯大林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即使假设上述情况都不存在，潜伏在英国外交部的KGB著名间谍伯吉斯，从1949年10月起就跟踪报告了英国以及英联邦国家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未来对华政策的每一步进展。事实上，斯大林对此的了解比毛泽东更清楚得多！
再退一步说，就算他还是不知道，在12月16日毛首次见斯大林时，就对他说：“有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斯大林表示：“这是正确的策略。”这说明，在知此情况以后，斯大林仍未同意在形式上改变条约。因此，以斯大林获悉英国等要建交就改变态度是根本说不过去的。
1950年1月1日罗申拜访毛泽东时苏联外交部已经发表公告，称毛泽东要去列宁格勒参观，周恩来将到莫斯科进行会谈。此时罗申至多刚见到毛泽东，也就是说，在罗申尚未见到毛泽东之前，斯大林批准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新条约的决定已经执行并公布了！
而且毛泽东因为心情很好，邀请罗申共进晚餐，罗申接受了邀请。然后科瓦廖夫便送来了已经斯大林审批并签名了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这说明此前苏共领导已经研究并已做出决定，且已被斯大林批准。毛说，这份文件形式内容都很好，没有任何说明或补充。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报告他也同毛一道吃了晚饭，毛建议为斯大林的健康干杯，并“使用了许多恭维话”。这是不可能在听取罗申报告以后能做得了的事情。由此可以认为，斯大林并不是从罗申处得知英、印、缅建交才决定重订条约的。这个《答记者问》次日见报。宣布要解决的“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这使毛泽东终于有了体面下台的台阶，更使斯大林保持原条约的合法地位的企图得以实现。
其实促使斯大林做出这个决定显然有多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美国因素。
他不同意在形式上改变条约，为的就是担心毛泽东是否“东方的铁托”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忆，斯大林不断问道：“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那么，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儿来的呢？”正是因此，科瓦廖夫在12月24日向斯大林提交了题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秘密报告。
同时他派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分别探望毛泽东。另外，在12月21日开始的祝寿活动中，他给予毛特殊的礼遇，使毛感到苏联对他的关心与照顾。12月下旬，就在他决定同意周恩来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前夕，犹未放心地派莫洛托夫去探望毛，对莫说：看看“这是个什么家伙”。显然，他比毛泽东更企望这个同盟，但主动提出又担心将来万一毛跟铁托一样，兜出来可以说是他强迫签订的。指望毛自己提出。
A.M.列多夫斯基称：“斯大林改变保持1945年条约和协定继续有效的立场，不是因为对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是另有更重要的斯大林不便透露的原因。” 并且，我们不能排除斯大林玩弄阴谋的伎俩。记住这个事例是必要的：1939年8月23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对赫鲁晓夫等苏联核心领导说：“当然，一切都是一种游戏，看谁能骗过谁。我知道希特勒的打算。他想迷惑我，但实际上我要让他上当。”难道他就不能用同样的心思对付毛泽东吗？
12月30日，苏联情报机关KGB向斯大林提供了他们所获取的美国国务院23日发出的第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这个密令依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早些时候制定的编号为NSC34/1的文件。这份文件确定了美国对华政策：“把中国排除在另一些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更加直接攸关，与美国为之花费的财力更为相称。”“让中国人自己发展一个对美友好的、统一、稳定和独立的中国”。它规定美国的短期目标是：“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
艾奇逊国务卿制定的这个密令强调：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的利益不利的，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使美国成为中国的对立面。尤其重要的是：密令指出，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家。艾奇逊还说：“与新中国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对中国施加影响，促使中国与苏联分手。” KGB并报告说杜鲁门近期将据此宣布美国对华政策。
斯大林立即发现，如果他不同意周恩来来签订一个新条约毛泽东会很难堪。他原来拒绝刘少奇、毛泽东关于帮助解放台湾会引起美国干预的理由，现在被美国人否定了。如果美国公布了这个决定，他担心毛泽东会对他产生隔阂，甚至改变方向，寻求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建立关系，当然也就同苏联疏远。他在东方取得进展以弥补在欧洲遭受的挫折的计划也许就要落空。这样美国人的算盘便会如意了。
于是他当机立断，趁毛泽东尚不得知这个情况时满足他形式上改变旧中苏条约的需要。并主动决定在新条约中做出许多让步，使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来。并使科瓦廖夫报告中所揭发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党外民主势力没有调皮的余地。还可以使中国内部激进派受到鼓舞，获得更广泛支持。
如果联系到签约后斯大林在王稼祥举办的宴会上致辞，莫名其妙地忽然指责起南斯拉夫来，称铁托“想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师哲的感受：“谁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在此提到南斯拉夫的问题，大家屏息静听。”其实这反映了他对中国加入“大家庭”的需要，也是要掐灭毛泽东“走自己独特的道路”的任何念头。
杜鲁门于1月5日公开宣布：“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
美国的态度一明朗，立即出现了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浪潮。1月5日当天，英国、巴基斯坦宣布承认新中国；7日锡兰（斯里兰卡）宣布承认；9日丹麦；11日印尼；12日阿富汗；13日芬兰； 14日瑞典；此时以色列、法国、挪威也表态承认新中国；17日瑞士。与苏东集团国家一宣布就建交不同的是，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很长的谈判过程才正式建交。这是新中国按照斯大林指示办事的结果。
斯大林的行动也是一系列的，显然早就作了安排。
2日莫洛托夫、米高扬拜访毛。毛似乎对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尚不敢确定，谨慎地提出三个办法。莫洛托夫立即肯定签订新条约的办法，并爽快地说：“周恩来可以来。”接着计算周恩来到达的时间，丝毫不掩饰苏方对签订新条约的急迫感。毛泽东仍然不放心，追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回答：“是的。”
1949年11月16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的亚澳工会会议上讲话。他大力鼓励亚洲国家走“毛泽东的道路”，组织“正规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苏联代表团团长L.索罗伏耶夫提出抗议，并说服执委会建议刘少奇放弃这个讲话。斯大林也认为这个讲话是“左倾”的。苏联认为，在像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已经独立的国家，必须保持良好关系，争取它们站到苏联一边。但为了笼络毛泽东，这个讲话在1950年1月4日在《真理报》发表了，次日还发表专文夸赞“中国人民的斗争是所有殖民地和不独立国家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榜样。”斯大林还指责了执行他的旨意的索罗伏耶夫。
接着，《真理报》连载18篇西蒙诺夫的文章《战斗的中国》，结尾称颂道：“以领袖毛泽东为首的、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反映人民最深切的愿望，正在坚定地领导着伟大的中国人民，迈步在和平与创造性劳动的道路上。”也是从5日起，《真理报》“兄弟国家”栏目一连五天介绍中国。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总共只发过五条中国的消息。
6日，维辛斯基拜访毛泽东，首先告知苏联已经决定五天之内派专家到吉林，确定修复小丰满水电站的办法；第二，立即提供中国空军急需的汽油，润滑油；第三，苏联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的席位，如果蒋介石的代表仍在，苏联将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第四，形式上移交约千名日本战犯，但继续收押到中国有条件接受为止。
这是杜鲁门公开宣布不援助台湾的次日。显然是斯大林离间中美接近的手法，尽管毛泽东根本不需要他离间。其实蒋介石的代表在不在联合国，斯大林并不关心。周恩来早在1949年11月15日就已向联合国发表声明，要求驱逐国民党代表、接纳共产党代表。苏联并没有如此支持举动。斯大林现在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是在联合国问题上表现苏联的关怀并引起美中争端借以阻止双方接近罢了。如果他真的关心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需答应帮助毛解放台湾，什么席位问题都了结了。
在这次谈话中，维辛斯基重提斯大林12月16日关于雅尔塔协议的论调。许多研究者都感到不可理解，有人认为维辛斯基非政治局成员，也许不知道斯大林彻底修改条约的决定。这是不对的。因为维氏已经在2日草拟了新条约的第一稿，并主持修改完成了第二稿。他在此老调重弹并报告给斯大林，可以认为是在提醒毛：苏联是承担了风险的。
斯大林还亲自打电话，征求毛泽东的愿望和意见，以示他的关怀。
13日，维辛斯基告知毛泽东，苏联代表已经退出安理会的一切工作，并且不在乎联合国是否会破裂。并希望中国尽快委派自己的安理会代表，尽管这个代表只能坐在北京。但这个做法是同美国斗争的手段。
14日毛泽东出访列宁格勒，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22日谈判，斯大林表示条约要针对美国保留了日本的干部，使日本重新抬头。毛泽东提出要写入国际问题与苏联协商的条文。斯大林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苏方22日草案中已经列入这一条了。谈判中下面这段对话是重要的：当毛泽东说：“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斯大林回答：“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从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出：毛泽东用斯大林16日的理由反对斯大林主张从旅顺撤军。斯大林的话使我们看出：1.他正是因为无须顾忌美英的态度和雅尔塔协议的约束才决定修改条约的。2.他已经决心同美国作斗争了，所以不在乎同中国结盟还可能引起其他麻烦。
我们不能不看到，斯大林于19日收到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密报，金日成再次要求进攻韩国。并抱怨斯大林一直不批准。不能认为斯大林在看过朝鲜的电报并思考之后说出“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之间没有联系，如果回想他在12月16日对毛泽东莫名其妙地说：“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证明在他同毛泽东谈话之初，金日成就在他的脑子里。至少在22日，他已经打算支持金日成进攻韩国，并且打算“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他需要中苏同盟让中国为他做点事情。
29日斯大林批准了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中方修改稿，已经达到可以签字的地步了。30日马上电告史蒂科夫：“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将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随后，苏联立即转变以往态度，紧锣密鼓帮助金日成进攻韩国。显然，斯大林决定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是把发动朝鲜战争也考虑进去了。他把苏中同盟当成一种替代力量，既可以实施进攻政策，又避免了苏联直接与美国冲突的危险。
下旬，斯大林甚至把科瓦廖夫的秘密报告和高岗给他个人的信件也交给毛泽东。这使得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在十几年以后都想不通。他们认为，这是斯大林为了拉拢毛泽东而牺牲高岗和科瓦廖夫，因为毛比这两个人更有用处。
2月，签约已经进入具体操作的尾声，苏联同时紧锣密鼓地向金日成提供军火。不但瞒着毛泽东，而且不计较成本与麻烦，军火全都由海路运输，以免铁路运输经过中国而被察觉。斯大林在决定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就安排了朝鲜战争的陷阱，这也算是“保证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条约并不是我们争取来的“胜利”
至于作者所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在中方倡导下签订的”，还依据并不确实的资料断言“‘互助’两字同样是由周恩来后加的”，“条约的起草和谈判过程，甚至包括其内容都是由毛泽东和在国内的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经过集体讨论、研究确定的。”都与事实相去甚远。事实上，斯大林1月1日决定重签条约之后，维辛斯基在2日就起草了苏联外交部的第一份草案。然后5日、9日、10日、无日期、12日、16日作了六次修改稿，到22日，也就是毛称“仅有一些设想”之时，苏联方面已经把“委员会准备的草案”连同其他协议草案共12个文件报给斯大林审批了。这个苏方定稿的草案就已经叫做《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恩来往哪儿加“互助”两字？
此外，刘少奇1月27日致电毛：“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而这个被讨论的草案已经在24日提交给苏方了。作者所谓“集体讨论、研究确定”只不过是一个事后追认而已。
我们从罗申的秘密日记中知道，1月1日毛以健康理由决定“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不想在苏联旅行了”。毛还提出要会见什维尔尼克等七位苏联主要领导人，但他谨慎地声明“这些会见只能以普通会谈的方式进行。他不会提任何特别的问题，也不讨论工作问题”。“他想与斯大林讨论工作问题。”罗申答应第二天把毛的要求转告苏联政府，实际上就是报告斯大林。显然，毛泽东自己也明白斯大林不会同意甚至还提防他所企盼的“谈基本理论问题”，主动放弃了这个愿望。
毛泽东的这些决定尚未传给斯大林，科瓦廖夫就送来斯大林审定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这个“答记者问”本身就否定了毛“不发表公开讲话”的决定；文中“我还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又否定了毛泽东刚以健康理由不想在苏联旅行的决定。仅过了一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就热情地为毛泽东确定了参观的计划。这个计划中包括访问兵工厂和列宁格勒的基洛夫机器制造厂，又否定了“不参观工厂”的决定；在列宁格勒几度光临接见群众场合，还否定了“不接见大批客人”的决定。毛泽东刚宣布的全部决定都被斯大林否定了！
斯大林的居高临下和毛泽东的曲意逢迎再明显不过了。试想，斯大林生日的隆重庆典和毛泽东生日却连一个问候电话也无，如何理解“来而无往非礼也”或者“外交礼节”；如果连同此前被晾在别墅里的遭遇，无怪乎周恩来数年之后还要耿耿于怀：“毛主席访苏，是一个胜利了的国家领袖去访问，本来应该十分热情相待，但是还不如对少奇同志访苏时表现得那样热烈，把毛主席冷落起来，除了祝寿外，无事可谈。”其实，毛泽东到达莫斯科所受到的礼遇，国际媒介公认还不如宋子文1945年6月30日所受礼遇。可是我们许多研究文章却大呼“突破”、“胜利”；还有什么“斯大林被迫同意”，天知道从何而来！
在俄罗斯的档案馆里保存着的文字表明，所有条约和协议的第一份草案都是苏方提出的。在22日会谈后，苏方23日将条约草案提交给中方。24日夜，毛泽东、周恩来等研究苏方草案，除了调整段落安排、增减个别修饰词之外，从名称到内容均无原则修改。23时由戈宝权将修改后的草案交苏联外交部。我们只要对比苏方23日交给中方的草案，就不难看出，所谓中方草案只不过是依据苏方草案的修改稿罢了。苏方29日把斯大林审批过的再修改稿通过科瓦廖夫再交给中方，同时交付旅顺、中长铁路等协定草案。31日周恩来宣布基本同意条约草案，只要求改动两处非实质性的文字表述。这表示了周恩来为显示主权的姿态。2月1日苏方交付条约最后一稿，2日周恩来宣布该草案已被批准。从条约签字并实际生效的文件看，与苏方22日所提出的草案并无实质性修改，只是在词语、条目次序有些改变而已。
有的故事不知因何原因被创作出来。除了上述加“互助”的故事外，另一个是伍修权回忆称，周恩来对苏联草案中“一方受到袭击，另一方得以援助”提出异议，要求改成“即尽其全力”。实际上苏方1月23日提交中方的草案就明明白白写着“即尽其全力”的字样。在这个条约正文的协商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争执。
我们的许多文章称，靠力争才使苏联提前于1952年撤军并获得中长铁路。其实苏联22日的草案、29日提交中方的协定草案中已经明白写着要在1952年撤军以及无偿移交中长铁路，也就是说，这是苏联主动决定的。相反，在1945年条约关于旅顺驻军的规定中，大连是没有苏军驻扎权的。恰是被称为“胜利”的1950年协定中，苏联在大连的实际驻军权却被认可，虽然只驻到1952年。另外，关于旅顺口协定，签字生效的协定与苏方29日草案相比，增加了中国必须向苏联偿付“设备之恢复与建设费用”条款。因为斯大林在2月1日维辛斯基报告上随手写了：“在此，苏联的花费应得到补偿。”作为对周恩来要求在苏联运兵的回答。难道这也是“力争”来的？
1月31日苏联要求苏军供应物资行驶中长铁路及大连港“免征关税或其他任何捐税和收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不受海关之查验。”这比旧条约增加了“不受海关查验”这一严重侵害中国国家主权的条款。另外，“苏联的部队和军事物资将无阻地在中国长春铁路上从满洲里至绥芬河车站之间往返运输”。周恩来提出了强烈的反建议：中国军队也可以在苏联的远东运输！这其实只是象征性的。理由是：“中国如没有同时获得在苏联境内运输自己军队的权利，那么列入这样一条，在中国恐怕不好理解”。
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方强硬拒绝了周的一切要求。最后，毛泽东同意了苏联的要求，获得的“让步”只是补偿苏联在旅顺港的花费。这也是“争取得来的胜利”？这个议定书最后作为秘密协议没有公布。后来周恩来承认，如果公布这个没有对等处理的议定书将使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在中国的舆论面前陷入难堪的境地。
从我们已经了解的情况中知道：所有签字的文件都是苏方首先提出的，中方只不过按照苏方的条款进行修改而已。中方主动提出的只有口头要求和口头表达的反建议，而这些要求和反建议的批准权在苏方。这样的签订过程，只能产生不平等条约的结果。从毛泽东到每一个参加谈判的中方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不觉得受气，同样说明问题。
就连周恩来力争“全部发表所有协定”这样一个小小要求，2月13日夜晚也被苏方拒绝了。因苏共中央1月22日建议、斯大林同意，只公布条约、旅顺口和大连协定、中长铁路协定等三份文件。只是因为旅顺和中长铁路两个协议合并，所以换成发表贷款协议。结果，毛泽东只好在2月14日清晨5点，紧急电告刘少奇和胡乔木，严格要求从新华社为条约签订写好的社论中，删去涉及秘密协定有关的所有文字。不但“务使毫无遗憾”，而且“至要至要！”只是，这使新中国第一个条约就开始了签订秘密条约的进程。而这一点恰是中共指责过去的统治者的一个罪过。
唯独难以理解的是，周恩来明知公布秘密议定书等文件会使中方难堪，却要求全部发表所有协定，他为何如此要求，也许永远是个谜。比较合理的分析是：如果全部公布，苏联的形象必定在全世界大受影响，宁可忍受这个难堪，也不让苏联的虚荣得逞。或许这是周恩来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但在苏方的拒绝下，这个目的落空，苏联的面子保全了。
关于“平等、互利”
2月7日，苏方突然提出要在新疆和满洲禁止“向外国人提供租让，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这个要求被周恩来提出了异议，简而言之就是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蒙古人应该怎么办？斯大林只好明说是针对西方人的。10日苏方送来草案，为了显示表面上的平等，把苏联远东边疆区和中亚加了进去，其实斯大林早就驱逐了这两处的所有外国人。11日周恩来只把“达成以下协议”改成“关于本补充协定”；“租让”改成“租让权”这两处苏方认为没有改变实质的修改草案送给苏方。
栾文认为，这个秘密协定并没有影响平等、互利的原则，对稳定中国边疆局势有利。这个说法简直不讲道理。如果作者的论点成立，那么周恩来当初提出异议就属无理取闹！而且1月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 这说明，不管斯大林是否得知刘少奇所提出的这个意见，他事实上粉碎了中共中央的希望！如果这也不影响平等、互利的原则，那么满清政府1898年3月15日签订中俄协定时被迫承诺排除其他外国在满洲的活动也可以称之为“平等、互利”了。
从效果来看，中国实际上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来对付，并没有立即依据这个秘密协定行事。当时在东北尚有数万名日本技术专家在各企业服务，他们与中国同行工资待遇相当，远非那几百名高薪、而且还须支付每月400-750美元“企业补偿费”的苏联专家老爷可以替代的。如果执行密约，东北的工业必然不可思议。在苏联的追逼下中国于1953年2月才开始同日本谈判遣送日本人回国问题。不知道栾文对根本没有执行的协定，如何得出它稳定了中国边疆局势的结论来。
从法理上说，任何国家都无权要求邻国在它自己的领土上不允许第三国公民或组织存在，否则就是明白无误地侵犯别国主权。这是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即使这个措施真的对中国边疆局势有利，也轮不到苏联来指手画脚，更别提强迫中国签订秘密协定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及中共领导层，对这个秘密协定都怀恨了一辈子。毛泽东1956年4月对来访的米高扬称，他一直把这个协定看作是“对中国主权的一种特殊的伤害”。周恩来更是多次对这个协定认定为苏联的“两个势力范围”。这至少证明，他们都是不情愿签订这个秘密协定的！难道强人所难也算“尊重（中国）国家主权”？1956年5月10日，在周恩来的要求下，苏联政府提议废除这个秘密协定，29日中国政府同意。于是废除。
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安慰是废除了治外法权。这比1945年允许苏联人接受苏联法庭的审判无疑是一个进步。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苏联主动让步还是我们争得的，文件并没有我们争取的记载。我想，多数可能是苏联自己让步。否则在我们的宣传中不可能忽视这个胜利。
在经济方面，同样也毫无平等、互利可言。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苏联在这里要占我们的便宜，他们把卢布算得很高，而把我们人民币的价格压得相当的低。”即使这样也还没完，1950年4月签订贸易协定时就进入僵持状态，请示北京后，中央指示做出让步。卢布与人民币比价定为1.03:1，卢布实际增值。但后来实际执行价变为1：1，如此就又损失毛数3%，相当于贷款3亿美元已经有900万“蒸发”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2月11日周恩来确定由于分歧已进入僵局，中苏审核订单已经不能签字。如果“平等、互利”，周恩来不签字是否有问题？2月12日苏联外贸部提出内部估价：苏联商品价1.317亿美元；中国商品价1.508亿美元。而我们计算中国商品价应为1.949亿美元，4410万美元又“蒸发”了，差额达23%。相当于我们因为“胜利”所得贷款当年数6000万美元的73.5%。在遭到中方异议之后，2月底苏方仅同意将苏联商品价下调为1.31亿美元，仍坚持中国商品价1.508亿美元。如此加上当年可动用的6000万美元贷款，苏方应供货2.108亿美元，扣除已供货下调后的1.31亿美元，尚需补充供货7980万美元。但苏联档案记载“抵偿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并确保第一年贷款金额在账面上的实现”，苏联仅提供7100万美元的商品。又“失踪”了880万美元，还没有计算苏联提供7100万美元商品的价格水分。
在对苏联专家的待遇上，苏联提出了高额的费用，经中方力争，虽然降低了约1/4，但是也远远超过中方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