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在任已经三届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美国总统成功,连任第四届总统。看上去理所当然:欧洲战场自6月6日诺曼地登陆以后,8月25日巴黎被美军解放。以美军为主力的盟军,正向德国法西斯的最后巢穴挺进;苏联军队也从东方打出国界,进军波兰。纳粹德国虽然还有540万正规军,但已属落叶败花,失败的命运已经注定。
在东方战场,美军独自在太平洋战场鏖战日本军国主义,莱特湾激战已经胜利,日本的海空军基本上已经被彻底消灭,珍珠港的仇恨被雪耻也是注定的了。美国在罗斯福领导下,获得了史无前例的辉煌胜利。特别是在美国的强大经济支持下,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获得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正义之神从未像现在这样强大。
罗斯福在国内政绩也是极其辉煌的。1933年他以残疾之驱却在强手如林的美国政界脱颖而出、问鼎白宫,而且仅次于林肯的得票比例首次当选。面临的是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及世界。上任当天华盛顿就已经无法兑现支票!而全国几乎没有一家银行还在营业。上任第五天就通过《紧急银行法》开始“百日新政”,接着实施《农业调整法》、《全国工业复兴法》等法令,开展工赈计划,对社会提供保险形式的救助办法。而这个新政完全是在反对派强大的否定浪潮中实施的,取得了伟大成就,使美国经济得以复苏。
这样,他的第四届总统竞选成功也就理所当然了。只是,罗斯福当时已经病入膏肓,身体状况根本不能胜任繁重的总统职务了。而且,舍我其谁的态势,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是不祥之兆。虽然当时的美国已经有不少有识之士甚至大声疾呼说罗斯福继续连任将是美国的灾难!美国人民还是不假思索地选择了他。
英国首相邱吉尔,就连对他恨之入骨的敌人斯大林,也称之为:“他是人类一百年才会诞生一位的大人物!”而美国杰出总统肯尼迪,竟然在新闻界面前公开宣称:他一生都在研究、仿效邱吉尔。至于自己宣称最喜欢读的人物传记便是《邱吉尔》的政治、经济巨头简直不计其数。他是天才的画家、现代坦克之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杰出的政治家、演说家、军事家……。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称之为:“以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像邱吉尔一样,在政治上和文学上同时取得如此杰出的成就”。
可以说,没有人比邱吉尔更早预见到纳粹就是战争的,他并且到处大声疾呼,要所有的人们都警醒起来,提防并粉碎希特勒的战争阴谋。当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日益失败的时候,英国则面临着亡国的威胁。由于邱吉尔的坚决抵抗法西斯战争的主张,他的声望日益上升。终于在1940年5月那个危急时刻就任英国首相。13日邱吉尔的就职演说宣布:“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还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就在他上任的同时,法国被希特勒击败;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充满事不关己的孤立主义;斯大林正拼命与希特勒套近乎,甚至要求参加法西斯三国联盟;邱吉尔领导英国孤军作战,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反法西斯的旗帜。
1945年7月,德意法西斯彻底失败,日本法西斯也死到临头。应该说,邱吉尔是当之无愧的英国英雄,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英雄。英国人民认为:邱吉尔尽管功勋卓著、才华横溢,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独断专行的思维方式。人民并不需要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的主人,只需要服从他们意志的公仆。于是英国选民放弃了世人瞩目的邱吉尔,选择了平庸的艾德礼。这使全世界都想不通,但英国人民想得通!
我们回过头去仔细思量,才会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超过号称民主典范的美国人民。罗斯福第四次连任总统,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但上帝行使了否决权:三个月不到,罗斯福在岗位上被上帝召唤而去,在他离去前留下的最后文字中,他告诉我们:“唯一阻碍着我们实现明天目标的就是对今天的疑虑。”
1944年冬季,美国人民心怀疑虑:还有谁比罗斯福更适合担任美国总统?显然无人堪与比拟,无论功绩还是声望。但他们显然忽视了两点:A.罗斯福已经病体难当,缺乏健康的思维方式了;B.他实在德高望重,已经到了一言九鼎的地步。而英国人民显然更为成熟,他们仅凭着第二点,就放弃了非常健康的邱吉尔。让他呆在一边静静思索,邱吉尔理解了人民的美意,回忆、思考、写作。除了跻身诺贝尔奖的神圣殿堂之外,六年之后又争得了人民的认同,第二次出任英国首相,但年岁不饶人,他毕竟77岁了。这次和平时期的首相职务,使他不胜其烦,平庸、迟钝、僵化、固执,尽管他自己也刻意进取,终归人意不如天意,他终于使他的幕僚们也无法忍受,等不及届满就开始商议让他辞职了。最后,连他自己也觉得该离开了,终于选择了退休。1965年1月24日,邱吉尔以九十高龄结束了他极其辉煌的一生,其实这辉煌只到他第二次出任首相之前。他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已经完全厌倦了!”厌倦是明智的,它证实了邱吉尔的伟大。只有永远也不知厌倦的人,才是庸俗而且愚蠢的。
美国人民检讨了罗斯福最后任期的谬误,最典型的就是雅尔塔对中国的伤害,罗斯福自己也后悔这次轻率。他还留下了柏林和朝鲜的隐患。最重要的是,罗斯福不知疲倦地连任,显示了一种对民主政治的伤害,它甚至存在着专制危险!那本来不都是罗斯福的责任,而是美国人民不够成熟的选择的结果。
1951年2月27日,美国人民终于意识到这个“今天的疑虑”,并把它消除了。美国人民批准生效了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无论何人,当选总统职务不得超过两次;……”。一贯务实的美国人民,用强制性的宪法条款,使自己成熟起来。无论你功劳多大,资格多老,身体多棒,只有两届的总统任期,这才可以使这个国家年轻,也才可以使政府锐意进取。如果因为功劳与成就,让总统赖在那个位置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于国家,对于人民是极其不利的!对于总统本人,也是极不明智的。如果人民竟然有了“大救星”,灾难也就开始了。
也许对于我们中国人,是想不通这个道理的,或者只有邓小平表面上可以例外。于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那句名言,就成了权力眷恋者们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李商隐的名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哪里是什么歌颂?那其实正是国家、民族悲凉的写照。
(2002.6.8发华知6.9发故乡史海、猫言无忌。)
所谓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其实是一种宣传或者误导。人民之间是不可能有什么理由不友好的。不说别的,仅最近二十年来,美国人民从中国接回去抚养的孤儿甚至残疾儿童便数以万计,他们甚至设立了“领养中国儿童家庭委员会”,在40个州有分会。2001年领养孤儿的规模已经超过5000人;2003年美、加、澳三国领养的大陆孤儿已超过两万名,且每个孤儿必须缴纳给民政4000美元。试问,有多少中国家庭收养了美国的孤儿或者残疾儿童?美国的慈善基金还从美国人民那里募捐,许多善款便投入到中国,使中国的孤儿院和残疾机构受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不予宣传和报道罢了。我国甚至有骗子借孤儿的名义骗取来自美国的善款,对此,《南方周末》就有揭露,并且因此受到非难。
我们不想也不应该为任何国家涂脂抹粉,包括美国。美国政府不乏过分之举,但美国的民间团体和个人,确实对中国做过的好事,中国从两国和平交往中获得的利益,也不应该被抹杀。因为这种抹杀非但不能给美国造成什么损害,反而显示了我们自己的小肚鸡肠。
据刘少奇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的报告介绍:“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设立的专门学校与大学校有卅一所,神学院卅二所,图书馆廿九所,文化团体廿六个,中学校三百廿四所,小学校二千三百六十四所,教会三千七百廿九所,宗教团体九十三个,医院一百四十七个,慈善机关五十三个。”这些都被称之为“文化侵略”。
我们仅例举洛克菲勒基金会。它1921年捐资建成北京协和医学院,目标明确: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于是他们聘请美国当时的医学泰斗韦尔希(William H. Welch)主持,按照美国一流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建设。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严重破坏,1947年恢复开张。仅1916-1947年间,洛氏基金会对该大学拨款4465.2万美元,成为该基金会在全世界最大的单项资助项目。尚不包括它另外投资建立的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它还对中国十余所大学给予资助,例如燕京大学医预系,清华大学生物系就是这个基金会资助建立的。此外还有周口店“北京人”考古、中国新生代研究所等都是这个基金会资助的。在该基金会的科学资助活动中学习研究获得成就的: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遗传学先驱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农学家李先闻、王绶;植物学家陈焕镛、胡先?、钟心煊等。
洛氏基金会还资助中国农村建设与平民教育活动,仅1934-1939年就资助150万美元。受到该基金会赞助前往美国讲学一年的有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它还资助中国学者的个人学术项目,较著名的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的翻译工作、赵元任教授到耶鲁大学研究和讲学的费用。
如果说这都是“文化侵略”的话,那么洛克菲勒基金会还出钱赞助中国文化对美国进行“侵略”。从1928年12月1日赞助“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会议”开始,它出资编撰世界汉学家名录、设立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中国学为主的远东学讨论会等,从此在美国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学”正式获得学术地位。它还推动并赞助使美国十余所名牌大学建立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给这些大学资助使它们各保持3名以上全职教授专门研究讲授远东学。
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的捐款活动,完全可以写好几本书来论述。不用说别的,就只协和医科大学一项,公众评价它奠定了中国西医学毫不过誉!无论解放前、后,中国的西医的著名医院、医学院的骨干几乎全都是从协和出来的!在二战胜利后,中国人已经基本上胜任了协和的学术及管理工作,于是在洛氏基金会出资恢复该校之后,捐献了最后一笔款便完全交付给中国。自从老毛为了讨斯大林欢心,充当他反美的急先锋,所有这些历史都成了“侵略”,相反,斯大林对中国极其严重的伤害却成了“友谊”。
我们只须看一看这些姓名,至少该明白点什么:容闳、詹天佑、唐绍仪、胡适、宋庆龄、马寅初、顾维均、梅贻琦、萨本栋、李书田、张伯苓、查良钊、潘光旦、赵元任、罗隆基、王造时、翦伯赞、陶行知、竺可桢、侯德榜、梁思成、梅光迪、吴宓、秉志、吴有训、叶企荪、曾昭伦、饶毓泰、茅以升、华罗庚、钱伟长、洪琛、林语堂、冰心、梁实秋、李公朴、闻一多、李健吾、查良铮、杨杏佛、龚普生、徐志摩、王莹、冀朝铸、林巧稚、钱学森、张文裕、任之恭、牛满江、吴仲华、李敏华、林兰英、童第周、苏步青、周培源等为中国做出杰出成就的部分名人,我们既没有提国民党要人宋子文、陈立夫、孙科、孔祥熙、吴国桢等,也没有提留在国外为祖国争得荣誉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王安、林同炎、贝聿铭等。
即使是“两弹一星”的缔造者:邓稼先、郭永怀、朱光亚、王承书、陈能宽、赵忠尧、彭桓武、程开甲等,这些长年隐姓埋名的功臣们,难道是苏联为我们培养的吗?不,这些人都是美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无论国民党时代评选的科学院士还是共产党时代评选的科学院士,基本上就是一部“留美同学录”!也许会有人唠叨说有许多是用庚子赔款之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假如美国佬没有首先提出并实施用庚子赔款培养中国学生,那么我们可能多了一座颐和园,却不会有数以万计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医学等领域做出不同贡献的杰出人士,也许无数人引以为自豪的“两弹一星”不知该推延多少年才能造出来。以上这些难道是美国人民欺负中国人民的例证吗?
我不想详细叙说这些历史的真实,只想探讨“反华”的内涵。
1949年6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委托陈铭枢带信给毛泽东,提出五点美国官方的意见:
1. 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 对于即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它是否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和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第二,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 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 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 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的外交使团中其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如果司徒雷登知道黄华代表中共与他的每一次接触,都及时向苏联外交官列多夫斯基详细汇报,并听从列多夫斯基的“建议”,那他就没必要浪费表情了。斯大林的如意算盘就是自己避免任何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让他人替自己火中取栗。毛泽东的回答则是“一边倒”,他要为意识形态的需要“打倒美帝国主义”。
我们并不希望中国成为美国的附庸,但也不希望中国成为斯大林的附庸。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本来应该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但“一边倒”使中国成了斯大林的反美急先锋。时间过去了许久,虽然毛泽东对尼克松说他过去的打倒美帝之类言辞都是“放空炮”时,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这个“放空炮”已经付出了太多的代价!问题在于,这个“空炮”放完了吗?
司徒雷登的第二条意见其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马列主义究竟是什么?尽管它出了那么多导师、领袖、理论家,没有人曾经说明白过!邓小平也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7页。)问题接着出来了:“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东西我们坚持什么?我们该如何把“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东西当成基本原则来实施?实施什么?又怎么实施?只能雾里看花并努力想象它的美丽罢了。
但马克思的主义有许多原则是斩钉截铁的。比如《共产党宣言》里就规定:“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还不止这一点,毛泽东他老人家不知多少次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请注意,在我们的官方评价里,并没有把他的伟大号召定性为“放空炮”,更没有把它归入老人家的“缺点错误”里去。那么谁都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最高纲领依旧是“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我们依旧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主流舆论,包括大多数官方钦定出版物,依旧在重弹半个世纪以前的老调:“一边倒”是如何英明;抗美援朝是多么伟大;“三个世界”理论如此神圣;等等。那么,凭什么要别人对我们表示友好?如果美国公开宣布要“用暴力推翻”我们的社会制度,如果美国总统不断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中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我们是否应该对他们表示友好?如果我们不愿意被别人打了左脸再让人家打右脸,凭什么要人家让我们再打他们的右脸?所以维持一种客套就是双方最好的处境。
还有,美国人民是不可能欺负中国人民的,美国人民做工吃饭,中国人民也必须做工吃饭。无论在哪个社会,老百姓永远是最底层的人物。无论你信仰什么主义,或菩萨,或上帝;天上即使掉馅饼也根本不可能掉进你的嘴里!在你上面还有那么多“公仆”,轮得上你吗?因此,用老毛的话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同样如此。所有分歧与矛盾,都是政府之间的事,与人民无关。毛泽东早就说过,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区别开来,还要把美国政府里决定政策的人和普通工作人员区别开来。他还“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哩,指望美国人民起来造反,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上白宫的屋顶!只不过美国人民并没有受宠若惊,反倒以为是痴人说梦而已。
美国人民也知道要把我们同样地有所区别,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常有那么一些人,并不知道自己跟政府有什么区别。中国的许多人喜好宫廷戏,一不小心就以为自己是皇帝,于是想皇帝之所想、急皇帝之所急,甚至皇帝不急太监也在那里干着急,跳得比皇上还高!鲁迅说:“叭儿狗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确实入木三分。
认真研究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并不难明白:没有哪个傻瓜会去为那样一个制度侵略别人。因为在那个制度下,你必须失去许多自由、费尽千辛万苦的竞选才可能当上总统;而且最多也不过当八年!即使当上总统,你都必须继续小心翼翼:那个“无孔不入”的新闻界;所有重大决定都必须经过国会批准;即使占领了地盘也得让那里的人民行使同样的权利。
美国佬如果要侵略中国,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更容易!那时都不想做的事,现在来做,岂不是太弱智?更何况,它已经占领了的德国、日本、韩国,并没有亡国的事情发生,恰恰相反,它们都成了独立自主、繁荣兴旺的经济强国。邓小平先生1979年在访美的飞机上回答李慎之:“你没看见那些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强了吗?”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解放了科威特依旧还是科威特国;如今又解放了阿富汗,却在费尽力气组建阿富汗人自己的政府。问题很明显了,伤心的是那里的极权政府,开心的是那里的人民。我们曾经控诉美国“侵略”了的台湾,不但没有成为水深火热的殖民地,而且早就经济腾飞,实现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政治民主。那个曾经大权独揽的国民党,没有被老毛的枪杆子打倒,却被台湾人民的选票选倒了。
人民需要吃饱穿暖,需要越来越好的享受,需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结社和集会的自由,需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自由。他们应该有自己决定自己权益的自由,压根儿不需要任何人越俎代庖去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因为这是任何人都代表不了的!只有那些总是以为人民都是阿斗的人们,才会一个接着一个地找出些借口来,剥夺人民应有的权利。
- 作者: 文军 2005年05月28日, 星期六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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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作者的观点明确,爱憎分明,给人以启发和警醒;不过,我怀疑作者是否看过马克思等人的书?是否真正了解中国?我建议:不要去批评自己不了解的事.还要说一句,罗斯福如果在中国做总统,恐怕就不是作者所赞美的那个罗斯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