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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以前的国共和谈- -

                                      

日本侵略的压力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为阻止北伐胜利制造了济南惨案；1931年9月18日，又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次年1月28日，进攻上海，中国军队与之激战，是为著名的“淞沪抗战”；3月9日，成立“满洲国”；1933年1月，日军更兵出山海关，引发了长城抗战，至5月31日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日本侵华战争举动暂告一段落。

 

1933年5月到1935年5月，由于没有日军的侵略战争，蒋介石成功地完成了对中共各根据地的围剿，于是便有了长征的壮举。1935年5月30日，以天津两个汉奸白逾桓、胡恩溥在日租界被杀、遵化县长帮助义勇军孙永勤部，日本提出种种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接受日本要求，史称“何梅协定”。但日本强迫何签订书面协议，被拒绝。蒋致何电报称：日本“得寸进尺，漫无止境”。9月，蒋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发表文章说：“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同月20日，蒋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明，宣布：“对于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统一等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允许。”

 

日本随即开始策动中国各路反蒋势力闹自治，首先煽动失意军阀出山反蒋但未凑效，于是把目标转向华北实力派，首当其冲就是拉拢阎锡山。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都派要员赴太原，蒋介石于10月13日从成都返南京时特地绕道太原对其晓以大义，阎锡山也态度坚定，蒋称赞道：“阎主任态度光明，意志坚定，中正可断定其决不为日方威胁利诱所能屈也。”接着蒋派参谋总长熊斌分别会晤宋哲元、韩复榘、沈鸿烈、商震等通报阎锡山的情况。鼓励各路军头效仿阎的榜样，并承诺中央将作为华北各部的坚强后盾。

 

1935年10月，日本内阁正式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把分裂中国作为其首要目标，以便其蚕食整个中国。11月11日，土肥原赶赴北平，限宋哲元20日前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进攻冀、鲁两省。宋哲元顶不住日军集结示威之压力，意欲妥协。蒋介石看出日本阴谋，认为：“不怕鲸吞，就怕蚕食”，唯恐其肢解中国得逞。在华北河山即将变色的紧要关头，频频致电宋哲元：“国家存亡，吾人成败，皆在此一举”，希望宋“以百折不挠之精神与不卑不亢相，如能以最大之忍耐，而加以最后之牺牲之决心出之，则无不可为之事”。同时责令驻日使馆交涉日本政府，要求制止土肥原分裂华北的行动。19日夜，蒋获得“日本内阁与元老等恐惹起国际纠纷，不准行使武力”的情报，立即电令宋哲元，终止与土肥原之。同时向河南、安徽、江苏增兵，宣称将镇压一切“自治”行动。宋于限期之20日晨离开北平躲到天津，土肥原分裂华北阴谋终于受挫。但土肥原并不死心，接着策动汉奸殷汝耕于11月24日宣布冀东22县自治，蒋随即宣布对殷“严行缉拿，依法惩办”。土肥原又限宋哲元30日前宣布“华北自治”，还策动华北各地汉奸闹事，日军也在华北频频调动，威胁宋哲元。华北顿时风雨飘摇。

 

11月30日限期之日，蒋不顾日本反对，派何应钦偕同熊式辉北上，全权处理华北问题，底线是“绝对避免自治名义与独立状态”。但宋哲元认为何到北平是削弱他的权力的举措，便躲进颐和园称病不见，仅派其幕僚萧振瀛虚与委蛇。何应钦觉得如果继续坐镇华北，将不利于解决分歧，不如让宋继续执掌权力，只限制他与日本交涉的权力。蒋采纳这个建议，把华北问题纳入中日谈判范围，由中央统辖以对抗日本蚕食中国。华北可以继续归宋执掌。12月12日，何应钦奉命南归。（以上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续编一。）

 

 

“兵分三路”，寻找与中共和谈途径

 

面对日本越来越猖狂的挑衅，蒋介石认定日本大规模的侵略即将来临。还在1934年，蒋面对国联调停的失败，感觉到仅凭中国实力抗击日本侵略力不从心，决定必须从苏联方面寻求援助。3月派时任中国陆军大学校长的杨杰出使苏联；8月又派蒋廷黻博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访苏；1935年4月，再派随从秘书、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出任驻苏武官。选择邓是经过精心考虑的，因为邓还是王明的同学，可在适当时候接触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国的分裂状况显然不利于抵抗日本侵略。为了组织力量对抗日本侵略，必须使中国统一起来。武力统一是来不及的，经与陈立夫商讨后，蒋决定和平谈判统一中国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而最关键的莫过于与中共领导的红军实现和平统一。在应付华北事件的同时，蒋做出决定：寻找中共谈判和平统一共同抗日，此事委派陈立夫负责，秘密开展工作。陈立夫本名祖燕，是蒋介石拜把兄弟陈其美的侄儿，从小便称蒋为“三叔”。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回国后，从1926年初就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起，一直是蒋介石的心腹。此时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

 

陈立夫首先接触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诺夫，鲍请示莫斯科以后建议陈秘密前往欧洲，等待斯大林选择合适的时候再进入苏联直接与斯大林面谈。12月下旬，陈和助手张冲均化名与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同船前往德国，等候进入苏联的时机。（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程天放：《使德回忆》；邓文仪：《冒险犯难记》。）

 

陈立夫走后，蒋又布置宋子文并经他找宋庆龄帮忙寻找与中共和谈的途径。宋子文早有此意，经与宋庆龄商议后于1936年1月由宋庆龄秘密约见原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董健吾。董为宋子文圣约翰大学同窗学友，此时在上海圣彼得教堂以牧师身份潜伏。获得董首肯后，由宋家出资，宋子文并经孔祥熙亲笔签名，授予董“财政部西北调查员”身份，化名周继吾。宋子文还交付董电台密码一份，以交陕北中共当局，为日后和谈时联络所使用。

 

除宋子文经二姐寻得董健吾之外，陈立夫另于1935年11月已安排CC系心腹、铁道部次长曾养甫秘密寻找与中共联络渠道。曾布置下属谌小岑、谌又经过翦伯赞介绍致函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表示了国共合谈、共同抗日的意图。曾与谌均系周恩来旧交，吕教授把这个信息报告了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周小舟。并经各种检验与接触，周小舟于1936年1月到达南京会见了谌小岑。因为周需经中共北方局批准方可谈判，未能与曾养甫谋面便先回北平请示。这使曾非常失望。

 

谌小岑另寻途径，经《扶轮日报》编辑、中共地下党员左恭协助，与中共“长江局”张子华（化名黄华表）见了面。其实并无“长江局”，张原任中共临时中央局秘书。并迅即获得“长江局”同意很快便见了曾养甫，在曾养甫协助下，2月，张子华携带国民党立法院副院长覃振致林伯渠的亲笔信抵西安拟转赴陕北。

 

王明执行共产国际决议，提出联蒋抗日主张

 

1935年7月26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通过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王明、吴玉章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及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自行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同胞抗日救国事业之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处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参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的主张。这个宣言虽然还在反蒋，但已愿意联合国民党内非蒋派系；11月王明又发表了《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文章，首次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并明示要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这些文件都未经国内的中央批准，甚至没有告知国内。因此，12月17日至2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发展根据地。也即，反蒋抗日。

 

老蒋得知王明的文章信息，马上于12月初下令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以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的双重身份，通过苏联政府及共产国际联系王明直接商谈国共合作事宜，未得王明理会。邓又通过蔡廷铠等派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联络王明，王推辞不掉便派潘汉年于次年1月13日与邓接头。邓文仪表示蒋希望同中共和谈：“国共停战之日，即为抗日战争开始之时。” 在共产国际的批准下，王明终于在17、22两日与邓文仪就国共合作、抗日救国问题进行了谈判。邓告知王明，蒋介石阅读了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讲话、《八一宣言》和《新形势与新任务》之后，决定同中共举行谈判。邓传达蒋的建议：（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其所有人员均可加入国民政府；（二）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实现统一指挥。国民政府给予武器、粮食补充，但不派军事人员到红军；（三）国共之间可以沿用1924－1927年的合作模式，也可以寻找新的合作形式。邓还表示，南京政府将实行革新，《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国防政府的十点纲领，必将逐步实现。

 

邓文仪与王明达成国共双方派出代表在南京谈判的意见，不过王明显然意识到国内中共及红军实权并不在自己手中，建议邓文仪和他所代表的那些人可以同在国内的中共及红军领导人谈判，以求签订停战、共同抗日的具体条件。王明修书三封，分别致毛泽东、王稼祥、朱德，介绍邓文仪前往陕北苏区谈判；潘汉年也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名义致函蒋介石，代表朱德、毛泽东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的人身安全。当晚邓文仪即电告蒋：“与共党的联络线已完全接通”。并请蒋批准他25日回国继续与陕北中共的和谈。

 

却不料蒋回电令邓文仪停止与王明接触，立即赴柏林与李融清会合。李融清乃陈立夫的化名，陈已受命化名抵达欧洲，等待时机进入苏联，一则与斯大林见面，争取实现苏联的结盟，获得援助以抗日；二则领导国共和谈。到德国后，蒋致电驻德国大使程天放，令其转陈立夫：对俄交涉及与共产党的接触均处于关键性阶段，南京与莫斯科都有党国要员专司其职，世侄请稍安勿燥，一旦有眉目，你即前往莫斯科，玉成其事。

 

蒋介石与苏联大使的重要会见

 

蒋命令邓文仪停止与王明接触同1936年1月22日老蒋亲自到南京孔祥熙公馆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有关。蒋在会见中坚持要求苏联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以便国共和谈；鲍始终予以拒绝，甚至明确宣布不介入。

 

会见中蒋说：“中国对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将有赖于国共两党精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国共谈判完成之后，共产党必须纳于政府的领导之下。当然，共产党可以取得合法地位，公开存在，毛泽东、王明、朱德、张闻天、张国焘等都可以到南京工作，成为政府领导成员，但是，共产党不应该再把持军队，红军必须改编，要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允许一个政党拥有军队！”“中国抗日不仅需要中苏合作，更需要国共两党合作。在此，本人仍觉得有必要向贵大使强调一次：苏联必须利用威望劝说中共服从中央，劝说中共领袖将红军纳入政府的控制之下，因为苏联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鲍格莫洛夫称：“到现在为止，这次会晤已进行了两个多小时了。在这两个多小时中，双方一直在苏联政府或苏联共产党能不能劝说中共，红军服从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上纠缠，恕本大使直言，这个问题已经没有纠缠的必要了。因为，本国外交当局的态度非常明确：同共产党谈判是中国内政，苏联方面没有出任调停人的可能！”

 

尽管蒋最后再一次指出：“本人仍然希望，贵大使能够尽快向贵国政府转达中国政府及本人的这一要求。”但他显然对指望苏联压中共和谈已经不抱希望，与王明谈判已无实际意义。（全记录见戚如高主编：《国共和谈秘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1页。）同年12月底日本提出广田三原则，此原则之三：“防止，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办法。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中国）有与日本协议防止之必要。”虽然斯大林极其担心中日联手对付苏联，但积极反共的老蒋却未与理会。这至少说明，老蒋的抗日甚于反共。而且，首先提出国共合作抗日的是王明，虽然《八一宣言》的基调仍是“反蒋抗日”，但蒋介石并未计较，马上积极寻求与中共谈判。

 

张学良派飞机送张子华、董健吾到陕北

 

张子华在西安因为大雪阻塞交通，找张学良帮助，却不料在张处恰遇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已经到达西安多日，也因大雪封闭道路，无法前往陕北。经张学良派飞机护送，2月27日，张、董二人抵瓦窑堡。此时毛等已经东征山西，博古负责陕北留守，拆阅覃振之亲笔信，覃在信中表示希望国共两党立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董健吾并告知，国民党方面条件为：中共服从政府领导一致抗日，南京方面即做到（一）停止进攻红军；（二）双方合作一致抗日；（三）释放政治犯；（四）武装民众；（五）拨给红军军费。

 

董健吾在张学良处滞留了一个多月，应该明白董的使命。而张子华找张学良时更直接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因此，从第一个使者开始，张学良就知情并介入了国共和谈。博古立即致电石楼张、毛、周、彭。3月4日，石楼复电：“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之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下列之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此电有毛、张、彭三人署名，由董健吾携带。（《周恩来致张闻天等电》，1936年3月4日，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一期。）张学良特派其619团团长高福源于3月5日赴瓦窑堡接董，并护送他返沪。但因阎锡山获此信息，以为蒋要联合红军夹攻他的地盘，找蒋、宋大闹，董健吾使命便告结束。

 

张子华则直接前往山西石楼面见毛、张等，几乎同时，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也到石楼汇报周小舟赴南京接触的情况。毛、周等同意派人谈判，仍以五项条件为基准。周恩来交付林伯渠致曾养甫等三封亲笔信，并加派冯雪峰随张子华经洛川赴南京。因洛川属张学良地盘，毛于16日张子华、冯雪峰离开之日致电张学良，请他派兵护送。另一边，曾养甫等继续与周小舟方面联系，周于3月下旬抵达南京，委派吕振羽为谈判代表，在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领导下开展谈判。周小舟交代吕：除苏区地位及军队的独立性之外，其它都可以商量。他还交给吕七封亲笔信，均系毛、朱、周、林伯渠致宋子文、孙科、冯玉祥、程潜、覃振、曾养甫、于右任的。4月初，周小舟离开南京返回北平。

 

国共双方的靠拢

 

5月12日，陈立夫到曾养甫家，向曾、谌指示已经蒋首肯的与中共谈判之四项条件：“（一）K方欢迎C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二）C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三）C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以通过即将成立的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四）C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此处及以下，“K”指国民党，“C”指共产党。详见：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页。）15日，曾养甫交付吕振羽两封信，请转毛、周、彭诸位先生。希望中共委派正式代表，最好是周恩来亲自到南京开始实质性会谈。送走吕振羽次日，张子华又从陕北回到南京，因为东征回到陕北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曾养甫的“国共停战，共同抗日”很赞成，他们唯独不知这是蒋亲自安排的。张还带回毛、周等致国民党要员的亲笔信，张子华显得较兴奋。接着周小舟又到南京，与曾养甫会谈。周所带来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中，首次同意“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指导地位。”

 

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队皇道派政变失败后，3月9日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控制了内阁，急进的法西斯政权正式建立，侵华步伐加快。5月起日军华北驻屯军增兵3倍以上，并不顾中国方面抗议，积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6月1日，两广相机起兵反蒋。蒋坚持和平解决的办法。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过程中，曾养甫也抓紧与中共直接进行和平谈判，至7月2日，谌小岑起草了《谈话记录草案》。周小舟与曾养甫在《草案》上签字。这是国共双方签署的第一份谈判文件，应该具有特别的历史意义。该文件按照7月21日“雪夫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文字记录如下：

 

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革命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

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建议，但C方必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建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则之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反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对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之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与群众，并于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之内），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之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势，而统一于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上述《草案》签署之后，曾、谌意犹未尽，于3日起草双方协定草案，当晚交陈立夫。陈亲自修改，确定了国共和谈之“协定条款”共四条：

 

一、              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              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              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部队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上，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部队之驻扎区域，予以其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              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体，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担负民族革命之任务。

 

上述“协定草案”4日由谌小岑交给周小舟带回报中共中央。曾养甫并以聘用吕振羽做“铁道部专员”名义，月支吕“车马费”200元，供周、吕二人在南京生活费用和周北归路费。

张子华却没有回陕北，谌小岑交其带回陕北的信件，张交由护送赴陕北的董健吾带回，自己则到上海活动，6月1日返回南京。谌小岑对其并未返回陕北非常吃惊，张却要求谌协助他以中共正式代表名义在南京公开活动。曾、谌坚决反对，告知张：国民党高层要求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

 

张子华不予理会，自己租下一家小旅馆后，即以中共正式代表名义，向国民党“开明派”和社会名流散发中共文件。10日，无可奈何的曾养甫只好派谌小岑带人把张抓起来予以关押，实际上是为防止泄密的惟一措施。

 

1936年7月中旬，国民党代表曾养甫释放并通知张子华：“根据‘上峰’指示，国共双方目前所进行的下层接触，到此为止；南京方面希望，周恩来立即来宁，举行高层会晤。”国民党方面护送张子华经西安返回陕北，并带有曾、谌二人致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联络密码。张子华8月下旬抵达陕北，此时中共中央已经改变政策，由“反蒋抗日”变成“联蒋抗日”了。

 

潘汉年带来共产国际和王明指示改变中共政策

 

在莫斯科未能与邓文仪继续会谈的潘汉年，到了香港。当时国内各派反蒋头面人物聚集香港，王明指示潘向各派系宣传《八一宣言》及共产国际关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几天后，胡愈之发现报纸上一则广告，立即转交潘。这是1936年7月7日的《生活日报》，广告栏登着：“叔安弟鉴：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胡知道叔安就是潘汉年，但他不知道“黄毅”即陈立夫心腹人物张冲。次日，潘到九龙酒店会晤了张冲。19日，张冲陪同潘汉年经上海抵达南京，由张安置潘住在扬子饭店。

 

蒋介石后来回忆：“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与张冲会商。当时我得到这个报告，对于潘汉年代表共产国际，一直甚为怀疑。但据立夫考验后，知道潘持有他与共产国际通电的密码，及其往来电报无误。我认为此事真伪虚实，对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问。潘汉年乃到南京，与立夫谈判，政府对于中共所提的条件，为下列四点：

 

（一）   遵奉三民主义；

（二）   服从蒋委员长指挥；

（三）   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

（四）   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载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第67页。）

 

陈立夫希望潘汉年立即赴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获得批准文件后正式谈判。潘即到上海，冯雪峰等地下党请示后，中共中央安排时任张学良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赴上海护送潘汉年到陕北，7月底至西安。8月4日，潘与张学良竟夜长谈，内容不得而知，但显然不会不涉及国共和谈共同抗日的问题。8日，在张学良的骑兵护送下，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

 

当时刚新婚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后来回忆：“这天，闻天和毛主席、恩来同志正在研究在国共关系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对蒋介石的策略，答复南京方面的来信。汉年同志一到，立即向他们作了汇报，要说的话，实在太多。当晚，我们干脆叫他住在我们的窑洞里，在我们炕前，支了一张行军床，彻夜长谈。”（刘英：《对潘汉年同志的片断回忆》，载于《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1页。）潘汉年提供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定，以及在莫斯科、香港、上海、南京与国民党接洽的情况等。

 

此前林毓英（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指示是统一战线政策，作为中共，对此的理解为联合一切反蒋势力，“反蒋抗日”。例如两广以抗日名义反蒋时，冯雪峰等提出“反对在抗日名下发动内战”。周恩来、张闻天于7月6日致函冯，严厉批评这个意见，认为一切反蒋的发动，客观上都有利于革命。要求冯等不但与两广上层结成统一战线，还要求积极策动韩复榘、宋哲元等发动反蒋运动。（参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此次潘带回联蒋指示，对于共产党领导层无异一场地震。但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不容怀疑的，中共只有执行的义务。

 

10日，潘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联蒋抗日”政策必须执行，在确保党的领导前提下，可以放弃苏区和红军的名称，实现与蒋介石联合；11日，潘汉年奉命写信给邓文仪，告知中共中央决策；12日毛、张、周致电朱德、张国焘：“必须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15日，共产国际来电：“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25日张闻天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开始新的国共和谈，重新合作，共同抗日。26日，毛致电潘汉年：“应于接电后七天内回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七至十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民主共和国”之口号。以上可见，自潘汉年抵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政策上的迅速改变。

 

国共双方的谈判进程

 

经中共中央研究，9月1日周恩来还致函陈果夫、陈立夫：中共“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作具体谈判。”张子华携带此信第三次抵达南京。但曾养甫已就任广州市市长。张于20日赴广州，递交周恩来信件之后，曾坚持要求进行实质性谈判，邀请周恩来南下。张随即电告陕北。毛21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恩来因准备去南京谈判，此间军委以毛彭王三同志赴前线与朱张陈三同志一起工作。”22日红军与东北军签署抗日救国协定，拟共同进军宁夏打通苏联通道，又兼以与张国焘争执红军统一指挥问题，遂决定周暂不出动先派潘汉年打前站。于是，毛亲自书写致宋庆龄信；周书写致蒋介石、陈立夫兄弟等信件交潘汉年带往南京。由张学良派员接潘汉年至西安。接到潘汉年电报的张冲，亦从南京赶到西安，在张学良的司令部与潘汉年见面，接着又与潘结伴而行，14日赴上海。

 

经互相联络，10月8日，谌小岑致电周恩来：“谈话地点，以广州最为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幸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同日，陈诚以蒋介石名义致电张学良、杨虎诚，要求他们为周恩来南下提供安全保障。国方并办好六张太原行营护照，供周恩来等使用。同日，毛致电朱德、张国焘，估计在日本新的进攻面前，国共有妥协的可能；“我们应争取迅速开始主要代表之谈判，求得在实行抗日与保存苏区红军等基本条件下，成立双方之统一战线。”次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子华，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红军，同意周恩来南下谈判。10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甘肃会宁。11日中共中央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11月1日前各部完成夺取宁夏的各项准备并部署各部进攻宁夏的作战任务。14日张子良到达西安，报告了国民党方面的条件。同日，毛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南下，改派潘汉年前往，并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广州：“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之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15日毛发表谈话，宣布红军停止进攻，仅保留自卫手段，以示和谈诚意。16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中共中央即于17日通知在西安的张子华，要求他出面要求蒋派飞机到肤施（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与蒋谈判。毛、周并于17日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与南京谈判有急转直下之势，第三次与南京联络之代表十四日回西安，携带国民党条件如下：（一）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二）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三）共产党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四）即派人具体谈判。”（参见：《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51页。）

 

潘汉年接令后即在南京与陈立夫开始会谈，但他只是“打前站”的人物，陈立夫认为此乃对政府的蔑视，于是不与谋面。21日，蒋在西安下达“进剿令”，以打击红军拟联合东北军攻占宁夏的战略计划。至26日，毛、朱、周等46名红军主要领导人物发出《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指责蒋介石调兵甘肃进攻红军；并表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27日毛部署三个方面军，要求消灭国军一个师至两个师，完成海（原）打（拉池）战役。毛认为：此次是消灭敌人，开展局势最适当之时机。30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毛亦致电朱德、张国焘：“方针先打胡（宗南）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望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同日朱、张指挥的红四方面军部队渡黄河失败撤至贺家集、同心城；31日国军打通增援宁夏通道，阻隔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海打战役失败，中共中央军委夺取宁夏之战略任务也被迫中止。

 

鉴于周恩来在调解与张国焘、张学良等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时不可能离开，兼之军事上的失利，而陈立夫决不会与“打前站”的潘汉年谈判；10月底，毛指示张子华通知曾养甫，给潘以“正式谈判代表”的资格，为周恩来出山过渡。陈立夫考虑后接受了这个意见。11月7日，毛电令潘汉年，立即以“中共正式谈判代表”身份见陈立夫，并向宋庆龄借款四千元购置电台直接联络。10日，由张冲引荐，潘陈首次会面谈判。潘依据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主张四点：1,在停止内战前提下，全国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但不得打乱红军现有指挥系统；2,改革政治体制，选举全国国会，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在此前提下，苏区取消；3,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抗日救国方针；4,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共产党参加这个指挥机关，承认国民党在其中的主导地位。陈立夫依照红军新败后蒋的意思提出三条：1,取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2,红军可以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以上军官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招回量材录用。党政干部按才分配至国民政府机关；3,如军队问题依此解决，中共政治上各项要求均好办。

 

如此谈判必然陷入僵局。张冲提出要周恩来亲自谈判的意见，希望潘请示中共中央。中央复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年容纳至何种程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恩来出去无法接受，则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分过高要求，可照曾（养甫）谈原则协定。”（参见：《党史通讯》1993年第4期。）此回复显然较原来的条件软弱许多，可见宁夏战役失利，中共谈判地位受到的影响。

 

而且这个复电居然被陈立夫的CC系破译，陈立夫立即赶赴洛阳向蒋汇报，并领取新的指示。19日，潘、陈第二次谈判开始，潘证实密码已被破译，于是干脆利用陈之电台发报：“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方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军政机关工作，但须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予以解决，至释放在狱中之共党及以后之停止逮捕共党当不成问题云。”（《党史通讯》1993年第4期。）21日，山城堡战役结束，胡宗南部一个旅加一个团被歼，国军对苏区进攻实际停止。一战大胜，谈判桌上立即强硬许多。2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于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拒绝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然如来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党史通讯》1993年第4期。）陈立夫赶紧挽留潘汉年，生怕潘离开南京使和谈崩溃。而此时蒋介石正督促部下加紧攻打红军，以挽回谈判桌上的被动局面。26日，毛致电彭德怀：“潘汉年两次去南京谈判，距离甚远。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方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

 

11月30日朱德、张国焘到达保安，红军实力大增。12月1日，毛、朱、张（国焘）、周等代表全体红军致函蒋介石，指责其消灭红军之举，并解释称山城堡一战乃迫不得已自卫，呼吁蒋停止内战，“化敌为友，共同抗日”。4日，蒋亲自赴西安督战，毛则不断指示刘少奇等向国民党晋绥当局等发出合作抗日呼吁，并于5日亲自致函冯玉祥，希望其劝说蒋停止进攻苏区。7日，红军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功，大团圆局面形成。而蒋介石也指示陈立夫，亲自登门扬子饭店，与潘汉年第三次会谈，除同意红军大部分不改编、编制也可扩大至三万人外，其他未见太多让步。

 

10日，毛致电潘汉年：“红军在彼方忠实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毛泽东、张闻天致潘汉年电》1936年12月10日。）同日，毛致电张学良：南京政府要红军仅留三万人并服从南京。我方根本不同意。蒋氏对外妥协，对内苛求之政策，我方根本拒绝。“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60页。）

 

毛致潘汉年电因密码破译原因，直接被张冲收悉，马上交给陈立夫。陈顿时觉得不妙，约定张冲次日一早即飞西安向蒋请示。不料次日，即11日一早陈立夫便头晕目眩被送往中央医院留医。12日下午三点多，CC系送来电报：“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了，打断了国共继续讨价还价的和平谈判。

 

如果说，是西安事变致使国共和谈，那是不真实的。以上历史证明，早在1936年1月13日潘汉年便代表中共代表团与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开始接触、22日王明便与邓文仪进行和谈；2月27日，董健吾、张子华更是开通了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和谈的渠道。没有西安事变，国共和谈也必然继续进行下去，取得合作是必然的。

 

结语

 

张学良从头开始就清楚地了解国共和谈的情况，何以在接到毛泽东电报仅一天时间就发动了西安事变呢？看来只能是个永远的谜。说中共事前不知道西安事变，也是有疑问的。叶子龙回忆道：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我被电台值班员叫醒，说是张学良、杨虎城从西安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是特急件。电报不长，是用半文半白的语言写的，我看不太懂，但记得其中有‘兵谏’两字。我立即把电报交给毛泽东，他还没有休息。看过电报以后，高兴地说：‘喔，去睡吧，明天有好消息！’

“我与童小鹏住一间窑洞，他文化水平比我高。送电报回来，我问他，‘兵谏’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搞不清。

“早上起床后，西安事变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38-39页。）

 

“凌晨”是从半夜零点开始的，到六点就应该算“清晨”了。西安事变过程：半夜一点，张学良召集将领开会，布置“兵谏”；两点，负责指挥的唐君尧、刘芳波离开张公馆；五点，到达临潼县；五点半，执行任务的第七连到达临潼；六点，该连士兵与蒋卫队在华清池交火；七点，战斗平息；八点，孙铭九抓住蒋介石。如果西安事变之后中共才知道，那么就应该是早晨八点以后了！而且，“兵谏”两个字，叶子龙可谓印象深刻，绝对不应该错的。但查得的张学良致中共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今已将蒋介石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一无“兵谏”字样，二应在扣留蒋以后，即早八点以后。

 

另据毕万闻考证，张、杨在11日夜就准备给毛发电报：“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但因害怕电报被蒋机构破译，未发出。但凌晨3-5时之间，“才向中共中央拍发了另拟的密电。”（参见：毕万闻著：《英雄本色――张学良口述历史接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多说几句。自1936年4月9日周恩来抵达肤施同张学良谈判，10日达成协议，双方秘密结成联盟关系。22日周致函张学良：“为抗日固足以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而且我们现在知道，杨虎城夫人谢葆真为中共地下党员，且正是王明、吴玉章派遣王炳南到杨虎城身边从事统战工作的，当杨在王的劝说下同意联合中共时，王炳南立即用暗语“杂志请寄回来。”发电报给巴黎吴玉章，由吴向王明汇报：“劝杨成功”。

 

接下去，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星期，正是王炳南专程从上海赶回西安，把张学良与杨虎城从一般交往变成政治联盟，并直接成为张、杨的联络人、信息传递者。而且，扣押蒋介石的主意正是王炳南首先提出来的！在事变的组织机构中，王炳南“发挥了很出色的骨干作用。”（参见：程远行著《风云特使》，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4页。）

 

1936年6月30日，兼张学良秘书的中共代表刘鼎秘报中共中央：张学良申请加入中共。7月2日，张闻天电告共产国际，拟批准张入党。8月15日共产国际复电批评中共打算批准张学良入党的做法。张是否加入中共，成不解之迷。但已发现张学良7月3日致周恩来密信真迹：“恩来同志：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两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让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并迄代问候  诸同志为盼。  弟张学良启  而后用李毅”。（同上引，毕万闻著书第217页。）

 

看起来，刘鼎已经告知张，中共中央已经批准其入党要求了。又，7月1日，毛致彭德怀密电，谈及在东北军中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不过至少已经证实的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确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周恩来曾于6月16日密电王以哲，请东北军一个月内发动反蒋来配合两广事变，张学良此信表示需六个月才能准备好起事。

 

从4月9日张学良秘密会晤周恩来时起，到12月12日西安事变为止，张学良自己掏腰包给极端困难的红军资助75万元。而王以哲送给红军枪支两千多枝，东北军被服厂为红军制作棉衣一万余套，棉鞋数万双。至于东北军秘密泄露军事情报和配合红军就更多了。例如著名的山城堡之战，王以哲部违令按兵不动，却把胡宗南孤军深入告知红军，导致胡军大败就是一例。

 

还在此前的8月9日，毛、张、周、博古联名致电张学良，几乎是命令：“兄部须立即准备配合红军选定九十月间有利时机决心发动抗日局面，而以占领兰州，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为基本战略方针”，还要求东北军至少应以三个师控制兰州，并提出派遣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到西安协助刘鼎工作。（《毛泽东军事年谱》，第139页。）

 

名义上西安事变是张、杨发动的，实际上是老毛、王明发动的？该如何推理、分析，由各人自己寻思去。

（2002.12.10发故乡史海，华知备用。26发启蒙。）

- 作者： 文军 2005年05月12日, 星期四 0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