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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拉萨的暴乱- -

央视播放了拉萨骚乱的录像辑，看见那些狂燥的年轻人所施行的暴力举动，令人发指。已经证实18位无辜平民被砍死、烧死，未证实的和轻重伤员尚无准确报道，只知道他们远比已确认死难者要多得多！这些镜头跟以前看过的伊拉克报道似曾相识，只是没有采用汽车炸弹或人肉炸弹那种方式。然而，这里的暴行比伊拉克恐怖分子更残忍，起用砍刀杀人、活活把人烧死，比起偷偷摸摸地引爆炸药滥杀无辜，其残忍程度更甚。我于是想起那些千方百计为伊拉克的恐怖分子辩解的人们，他们同情甚至讴歌的暴行如今传染到中国来了，我们尚未得知几乎同时发生在青海、甘肃、四川等地类似的暴行状况如何。政府在此次事件中无疑是有欠妥之处的，据凤凰卫视介绍的一位目击者说，暴乱开始之初警察并没有采取行动，处于观望状态。外交部发言人也说：“中国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确实是依法执法，文明执法，保持了极大的克制。”窃以为，警察包括武警，根本不应理会其他，只要有暴力行为，就该第一时间制止，而不应该“保持了极大的克制”，否则就会愈演愈烈。倘若那些暴徒是冲击兵营、警察署或者政府机关，“保持克制”是令人钦佩的；但暴徒在烧杀无辜平民，“保持克制”就是不作为，亵渎了法律赋予执法机构的神圣责任。再者，以保证安全为理由驱逐在藏外国人，包括记者在内，很愚蠢。为什么要保证他们的安全，难道中国人就可以不用保证安全了？那些记者们对于伊拉克、阿富汗都趋之若鹜，难道拉萨比那里还乱？要是美国以“保护安全”为由，把在伊拉克的外国记者都赶走，我们会怎样看？结果适得其反，人家即使乱说也有了理由。兼之毛时代以来中国传媒连篇累牍的谎言从来没有任何歉意之表示，例如《人民日报》当年刊载过的“亩产13万斤稻谷”等等。它的信誉度低得可怜，甭说外国人，就连中国人也未必肯相信它，人们怀疑官方传媒的真实性完全有理由。至于官方言之凿凿说“达赖集团煽动、策划、制造的暴力犯罪事件”，我们并没有看到举证，尤其是关于施暴行指示的明确证据，也只能姑妄听之。现在，官方机构组织外界新闻单位十余位记者进入拉萨采访，据说只准三天，也比不准进入为好，毕竟可以使真相曝露得更多一些。但这种“有组织”的采访，似乎又回到毛时代那种做法，效果会如何？

世界上最怯懦的行为就是向着弱势的无辜者施暴，因为它最无人性。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斯大林的“大饥荒”和“古拉格群岛”，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波尔布特的“劳动营”，本.拉登的恐怖袭击，黑非洲发生的杀戮，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比不上老毛的人民公社，三千万饿殍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惨剧。人所具有的兽性一旦被群体正义所蛊惑起来，它的残酷程度远不是原始兽性可以比拟的。这类群体正义可以批上各种外衣：种族的、民族的、国家的、阶级的、宗教的甚至政党的、团体的、帮派的，等等。有人归结其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似乎有些扭曲。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被总结成“优胜劣汰，适者生存”，那是说生物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发展的规律，不等于“弱肉强食”。充其量，后者仅仅是动物界食物链状态，它也仅限于维持自己的生存需要而已，与人类那种杀戮异己为需要不可同日而语。

从画面上看，施暴者基本上都是那些小青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他们如此宣泄仇恨？我不怀疑有境外的达赖喇嘛集团有操纵可能，虽然只看见指责而没看见举证。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小青年肯定不会是达赖办的学校教育出来的。他没有那个能耐。应该说，这些人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产品，他们是在被严格掌控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而且还有社会宣传的熏陶。这个教育体制是否发生了某种作用？我们暂且不说应该承担某种责任。例如，我们的教科书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五四运动”等基调就是在“阶级正义”、“民族正义”、“国家正义”的旗号下对于其暴行予以肯定，更不必说对于像湖南农民运动之类“痞子运动”的歌颂。所谓“仇恨入心要发芽”，文革时北京师大女附中一群小女生竟然可以拳打脚踢打死她们的卞校长，而这类暴行却连反思也不准，甚至还不时给予褒扬，例如从无愧疚的当事人宋彬彬荣归故里。所谓“狼奶”教育，干柴摆着，一点就着，就算是达赖操纵，也是这个教育为他准备了条件。

自打解放军开进西藏，几十年来中央政府对那里可谓慷慨，大量金钱物资源源不断滋润着藏人。结果，正如斯大林的打手亚戈达毒死高尔基以后看他的日记所说：“狼就是狼，喂得再好也要往森林里跑。”何以如此呢？大概可以算文化的魅力。汉、藏文化既不同源也不附流，惟一的联系就是藏传佛教了，而中国的佛教也是必须服从政权的。平心而论，中国历史的主流不是世界在“排华反华”，而是“华反世界”。例如“黄巢起义”大军兵临广州，毫不留情地杀尽了那里的波斯等地的中东商人，据记载达十万人之多。我们吹嘘不已的“丝绸之路”，其实也是异族买去丝绸而已。黄巢为了灭绝丝绸贸易，大军所到之处不仅禁养桑蚕，连桑树也必须砍伐殆尽。“万邦来朝”成了汉人的荣耀，异族非夷即蛮，只有朝拜纳贡的义务，没有平等权利，总之是劣种。可恰恰大汉文化那种妄自尊大的气派难以服人，而这个气派之下掩饰的却是很深的自卑，那个气派源于色厉内荏。比如最近挺热闹的“国学”，充其量可以称其“汉学”，实际上连“汉学”也属过奖，汉文化里儒学之外的学问也被“废黜百家”赶走了。偏偏要打出“国学”的牌，难道藏文化、蒙文化等都不算中国的学问？还有“国粹”，藏戏、蒙戏、豫剧、越剧、粤剧、川剧等等，都算国之垃圾？本身就是一种歧视，大一统所注定的歧视。更大的麻烦还有，据说还要在全世界办500所“孔子学院”，迟早会成老鼠过街。无他，“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浸透了汉文化之骨髓，高度的中央集权更具有高度的排他性，就连汉家自己的小百姓也怨声载道，何况异族人等？说它内心自卑，是因为这等大喊大叫其实如同怨妇哭诉自己的委屈，列宁同志引用过一句俄谚：“市场上叫喊得最凶的，是那些急于把自己的破烂推销出去的小贩。”“国学”便是这等小贩。

例如本次“两会”期间引起争论的“中华文化标志城”，还号称“文化副都”。面对10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反对这个劳民伤财的“假古董”项目，济宁市张市长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允许有争论，但是肯定要建。”据说已获最高权力的认可，张市长面对这些政协委员的反对摆出中国特色的官腔气派，可见所谓“政协”在权力面前的可怜地位。他还说：“这是全球华人的共同责任”，再次挟持“全球华人”，有什么法律规定华人必须跪倒在孔子脚下？那么，藏文化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还算不算“中华文化”？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还算不算华人？中华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大一统专制造就了儒学称霸的畸形文化状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只是异曲同工，它们都是权力认可一种学说剿灭其他文化的举措，到老毛这里，就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文革可算一个标志。如今，继续人为地借助权力堆砌“文化权势”只会促使弱势文化产生和发展离心倾向。倘若继续利用孔子强奸中华文化，非但无利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恐怕还将惹出更多的麻烦。

说到底，只有民主体制才能化解怨恨，例如美国，那里集合着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国家、宗教的人群，自南北战争以来，再无分离主义事例出现。究其原因，仅仅在他们设定的民主体制合理，各种文化、利益相宜得彰，都有充分表达自我意愿的条件。其实，中国的非孔著作《国语》里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应该属于早期民主的经典之言，有悖于孔儒为“大一统”捧场之道，历代皆遭冷遇，朱熹就曾明白地对之嗤之以鼻，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更将其打入“杂史”，算是入了另册。难道这些背离孔子的文化也不算中华文化？如果我们真的认可中华文化，那就不应该尊孔，恰恰相反，鉴于历朝历代早已把孔孟之道捧上天了，现在应该弘扬的正是非孔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国家财政掏钱到国外办学，以“孔子学院”冠名，本身就是一大失误，它证实官员们脑子里依旧是以孔子代表中华，失之偏颇。退一步说，孔孟之道统治中国思想文化已经两千多年，它如果真有什么良效，中国根本不会堕落到“落后挨打”之地步！而且，两千多年孔孟之道的统治就连内乱也制止不住，反倒是内战不已，这是不争的历史真实。倘若这个文化统治了两千多年结果一塌糊涂，至今还要对它坚持甚至弘扬，只能用冥顽不化来描述。当然，孔孟之道无疑有利于愚民有利于统治，那些迷恋专权的统治者拼命推行它也就不奇怪，利益驱动罢了。奇怪的是，深受孔孟之道戕害的中国民众，却也有众多崇信者，这只能借鲁迅那句名言来诠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至于西藏发生的暴行可能对于北京奥运会的影响，窃以为不过说说而已。奥运会本来就是所谓“西方文明”的精华之一，彻头彻尾的“全盘西化”。我看见许多热衷于抵制“全盘西化”的人们也在全力挺奥运，颇为滑稽。奥运会原则是不准以国家名义申办，只限于城市申办，为的就是淡化国家、民族情结，弘扬人类大同。可我们的宣传使之变了味，成了大肆鼓吹国家、民族情绪的宣泄，其中并不乏“中国人的奥运”之类傻话，荒唐至极。至于“抵制奥运”，我们似乎根本不必担心。因为北京举办奥运会，与其说是中国人的幸运，不如说是“西方文明”的幸运，它毕竟得以突破中国两千多年的“闭关自守”，顺利挺进来了。当然，双赢的效果是明显的，它也是中国人融入国际大家庭的良机。既然是双赢的事情，那么“抵制”就是把双刃剑，倘若挥舞起来伤得更厉害的一方只能是“西方文明”那一方，它失去的是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市场。所以，除了少数笨伯之外，稍有理智的政府或政党，都不会挥舞“抵制”这把双刃剑的。（2008.3.27发天益杂文被删。）

- 作者： 文军 2008年03月28日, 星期五 1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