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无聊可能有点过分
其实,在中国,说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比如网上豪杰雅科夫就是其中佼佼者之一,还有专门的网站探讨。应了人微言轻这句古训,“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无法形成“超女效应”。
谢老被视作“体制内”人物,华知转贴者也格外强调他的身份,更兼《炎黄春秋》这样具有一定权威性杂志转载,于是就有轰动,甚至有人猜测说此文乃官方放出来的鸽子。也是,草根阶层说啥都不管用,比如说当年那个“一号文件”,其实乡下最愚钝的农夫村妇早就念叨包产到户了,只是念叨的声音大了还得准备挨斗。可红头文件一说,立马变成“高瞻远瞩”。
说实话,鄙人很早以前就信奉“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还虔诚过好一阵。后来读的书多了,就免不了朝秦暮楚。试想,几乎跟“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救俄国”同时,墨索里尼也打出“只有法西斯才能救意大利”;希特勒更喋喋不休,说“只有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才能救德国”的;至于中国,能救她的英雄就更多了,不算那些不成气候的,康有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就算西施掉进浴池里,也吸引不了那么多英雄来救她。
结果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跟没说一样。资本主义无论实践检验它有多少成功,都是“回光返照”;也无论社会主义实践中有多少失败,都属“前进中的暂时挫折”。所以俺以为,理论的唯一目标就是颠覆常识,越复杂的理论就越具备颠覆性。尤其像“社会主义”这类连准确定义都不存在的理论。
马克思的理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理论,因为它否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积累,且留下太多的漏洞,于是打补丁的源源不断。以前有句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同形形色色的‘左’和右的机会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个主义自问世以来,“窝里斗”的比“一致对外”的多得多,也残酷得多!为了谁是“正宗”,撕咬简直不堪入目。最终结果是,谁打得赢谁正宗,跟猴王争霸战没有本质区别。
言归正传。谢老的文章应该说大部分观点是合理的,尤其是以其身份,文章对于无数青少年会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因此,说许多争论无聊显然过分。文章引发的争论,其最醒目的标志在于:现在是“右派”掐架的时候了,昔日左派明显地西风残照,风光不再。这是一个进步,说明俺们中国人还是可以理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说无聊也有点过分。
记得有个帖子描述过,该作者所在的官方代表团前往祭奠马克思,那个英国看门人因为提前开门索要加班费,维权意识已成定式;然后告诉他们,说过去还有俄国人来祭奠,如今就剩下你们中国人来了。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城市户口”,如今只有“农村户口”还欢迎他,大概应了他自己的断言:“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说“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如何,例如瑞典,那是一种自我安慰。那边的社会民主党人只是把自己当成鸡蛋,装进“现存的社会制度”的篮子里去了,他们的社会党国际是坚决维护“三权分立”的社会制度的,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而马克思的主张却是“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的政治活动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没有一个社会党国际的成员还说“消灭私有制”。如果说“民主社会主义”以社会福利为资本就算大获全胜,马克思醒来会哭的。据说,西方人脑子没有中国人脑子里沟沟多,看来似有道理。就比如阿Q吧,突然发现自己祖上姓赵,于是可以推论说赵太爷家跟他家姓,而不是因为瞧见赵家的阔才想起来自己的祖上也姓赵。
人类的文明是逐步积累起来的,不是吃一口革命饭或主义饭就可以成胖子的。成天琢磨着哪一口饭可以救中国,最后会发现鼻屎原来十全大补,还要借洋人之口说出来。所以,窃以为万不可继续陷入主义的泥坑里,不是唱过“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么?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利缺失,老百姓的权利意识太淡薄了,总以为天下国家都是皇上的,自己只能期盼天上降一点阳光雨露。民主其实就是权利实现,经济权利、政治权利等等。于是窃以为,胡温的民生第一应该属于权利实现范围内的举措,是对的。
既然谢老的文章具有启蒙作用,它已经引起了许多争论,而这些争论无疑是有好处的。因此,我承认说这些争论无聊、一竹篙打翻一船人是有点过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认可那些无谓的探讨,例如对于谁的主义更正宗或哪些主张才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之类,以及什么玩意儿才能救中国,此类争论是改变不了无聊秉性的。匆草,那楼太高,故另起。(2007.3.16发华知)
- 作者: 文军 2007年07月11日, 星期三 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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