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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开辟的道路（下）- -

（接上）

苏维埃专政

列宁赤裸裸地宣称自己是雅各宾派，列宁主义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雅各宾主义，这要比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的成分更多也更本质。假设列宁依照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雅各宾主义行事，可以说，十月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更别说胜利了。1918年，列宁亲自定制了罗伯斯庇尔的石像供奉在克里姆林宫里，因为赶工和当时的困难，匆忙选用的石材后来碎裂了，但可见列宁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敬之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指出：“俄国革命的‘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合法的伪装，而前者哪一样也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着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的更可怕的灾难。”

列宁对雅各宾派的称颂很多，还在1894年就在他制定的革命行为指南里写明：政治自由主义只会加固资产阶级的地位，现在是该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分开的时候了。这个指南指出：要再访三星纪念碑（清除歧见、整肃和施以重典）；要避免革命过程中捞一笔的投机主义（派系斗争、热月反革命）；还要有供人敬奉的英雄的神龛。1901年列宁宣布：“就原则而言，我们从未放弃恐怖，而且也不可能放弃恐怖。”“我们要问这个人，你对革命的问题持什么立场？你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若是反对革命，便让他站到墙根，将他枪毙！”1904年他又得出结论：“一个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1915年又写道：“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加里波第以及其他一些人）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如果一个人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深怀敬意，他就成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所达到的最高点。”“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

按照雅各宾派的经验与教训，列宁组建了“职业革命家”的党，执行高度集中的党规，自己担任绝对权威的领袖，向“第三等级”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灌输名为马克思主义实则雅各宾主义的理论，实行一党专制，把暴力与压制视作最高手段。更高明之处就是依靠阴谋并先发制人。1917年1月，46岁的列宁在瑞士哀叹有生之年已经看不见革命胜利之时，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起民主的临时政府。列宁喜出望外；4月，经德国军方首脑鲁登道夫协助返回俄国。利用暴民与阴谋，一举颠覆了毫无防备的临时政府；接着，以暴力解散了议会，他说：“伟大的法国革命就把敌对党派轰出了法律范围。”然后开始杀戮政敌。他对温和派斯坦伯格说：“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们能不通过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能取得胜利吗？”斯坦伯格争辩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费心设人民公正委员部呢？不如我们干脆叫它社会清除部吧”。列宁眼睛一亮：“说得好。这正是它应该做的……但我们不能这么说。”他指示捷尔任斯基立即建立“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摧毁任何异见分子。“难道在我们当中就找不出一位富基埃－坦维尔（法国大革命革命法庭检察官，专职批准杀人者――引者注）式的人物来驯服这些疯狂的反革命分子吗？”到1921年为止，所有反对党乃至同盟党都被消灭，25万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成为“肃反委员会”的刀下鬼，其中包括十月革命的主力、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他们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宣言上说：“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共 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局。”这些恐怖暴力使得列宁的忠实战友、德共领袖罗莎.卢森堡也愤怒了，她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语言暴力是：“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然后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民主”。问题在于，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他的继承者斯大林继续诠释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这就是说，对谁“专政”、如何施行“专政”，只能由这个党也即它的领袖决定。1919年，列宁决定没收农民必要的口粮之外的一切粮食，这遭到农民的反对，他们赶走了“余粮征集队”，列宁宣布这是“富农暴动”，下达命令：“应无情镇压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应该搞个示范：1.起码绞死（一定要绞刑，让人看得见）100名顽固不化的富农；2.公布其名单；3.没收其全部粮食；4.点出若干人质，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看得到，受震动”。莫洛托夫晚年满意地回忆：“列宁下令镇压坦波夫起义：一切烧光。”俄罗斯军事档案馆存档的图哈切夫斯基命令：“为立即肃清残敌，我命令：在树林里喷毒瓦斯，让毒气弥散，消灭躲在林中的全部残敌。” 250罐军用氯气便喷向在树林里躲避军队的农民。阶级的概念不过是领袖们纠集队伍的说道，它最终以是否顺从为界限，无论你出身多么贫困，只要违背了领袖的意旨，随时都会成为“资产阶级”遭受噩运甚至杀身之祸。列宁的贡献在于，他把雅各宾的集权进一步升格成为极权，雅各宾派未能顾及到的地方，列宁都顾及到了。

斯大林无疑是列宁最信任的接班人，缘由在于他下得了手。请看1918年7月7日列宁给斯大林的电报：“必须在一切地方无情地镇压这些可怜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对付左翼社会革民党人请勿手软，并经常向我们通报情况。”斯大林复电：“您放心，我们的手不会抖。”他果然不负所望，剿灭了察里津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党曾经是列宁夺取政权的盟友。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确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说：“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取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个“强迫政策”用斯大林对邱吉尔说的话：“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而苏联学者考证，在1929-1937年间，1450万农民死于集体化及其引发的饥荒。斯大林热衷于“科学上的阶级斗争”，用暴力毁灭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成千上万著名学者遇害，例如世界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二战时，图波列夫等飞机设计师竟在监狱中设计飞机。那些虽未受到制裁但也胆战心惊的学者、专家更是不计其数，例如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自杀前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描述斯大林专政：“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顽童的地步，被毁灭了，在思想方面遭到恐吓，并且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党性’。”

至于军队中，1937-1938年处死了3.5万军官，包括80%的高级军官：5名元帅中3人；15位集团军司令中13人；85名方面军司令中57名；195名师长中110人；406名旅长中220人；以及全部军区司令员。党政干部方面，1934年联共17大中央委员70%被清洗；71位中央委员中51人被处决；68位候补中委中47人被处决；出席此次大会的1966位代表，1108人被捕。1935年斯大林制定法律规定12岁以上儿童亦可判处死刑！1937年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出任部长22人中，17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4人中还有1人被捕。列宁遗嘱中所说的六位联共核心领导，五位被斯大林处死。1991年6月14日克留齐科夫代表苏共中央宣布：“目前已经查明，1920-1953年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然而1956年克格勃答复政治局秘密质询的报告称：仅从1935年到1940年，有大约1900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700万人被处决或死于劳改营。雅各宾派九泉有知，大约只有自叹弗如的份了。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

与列宁几乎同时出道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墨索里尼。1904年，墨索里尼写道：“与其迷惑无产阶级，使他们相信有铲除流血所有致因的可能性，还不如让他们作好准备，习惯战争，迎接‘最惨烈的流血牺牲’，其时，两个敌对的阶级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12年，29岁的墨索里尼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完全彻底，实行国际主义，而且永不妥协。他接受了社会党领导职务，并成为意大利共 产党的奠基人。他同样信奉雅各宾主义，坚定不移地认为：坚决杜绝议会以及任何形式的‘改良主义’；确信革命党必须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纪律严明；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党的领导核心；认定群众是可以教育的，革命觉悟必须经职业革命家从外部灌输；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必定是最后仲裁者。

战争从来就是文明的破坏者，任何战争都必然导致兽性膨胀人性萎缩。法国大革命时期，与外国反对派的战争大大助长了雅各宾派势力，一战同样如此。墨索里尼在一战中把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法西斯主义，缘由在于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他选取法国大革命中用来象征激进的古罗马棍棒、战斧标志装饰他的法西斯主义，他给法西斯定义为：“全国范围内有组织、集中、专权的民主统治。”列宁单独与德国媾和而退出战争的举动使意大利已经获得的利益承诺受到威胁，墨索里尼开始憎恨列宁并抛弃了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然而，他却学习列宁开创的“契卡――穿黑色短皮衣的人”，组建他自己的“黑衫队”，作为法西斯党的打手。这支队伍以暴力手段袭击一切不同政见的组织，以恐怖手段统一政见分歧的意大利。欧洲的报纸每天都有列宁的“红色恐怖”制造的惨案，相形之下，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团”只是小巫见大巫，当它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组织和个人时，甚至还被人们寄托以防止俄国革命在意大利重演之期望。因为此时列宁的第三国际正积极煽动欧洲的暴动，德国、匈牙利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芬兰、保加利亚、原奥匈帝国属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许多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一大批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宣告成立，惊恐不安的情绪笼罩整个欧洲。

在这种惊恐情绪影响下，任何宣称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主张都很容易得到理解；兼之《凡尔赛和约》制造出新的民族纠纷，各种矛盾、冲突交织，法西斯主义迅速在欧洲蔓延，甚至连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暴力解决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出于对《凡尔赛和约》的憎恨，以及对法国敲诈的反抗，德国在摩拳擦掌，希特勒应运而生只是时间问题。希特勒自己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众所周知，希特勒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雅各宾派的拥趸拿破仑。

希特勒的崛起过程已经为世人熟知，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就会发现，希特勒同样秉承了雅各宾派的要点：组织一个可以控制的党；以这个党掌握军队；以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实施恐怖统治，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禁止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把持国家经济，废除自由贸易。当德国陷于混乱与严重困难之时，他把握住机会，并不失时机地施展了他的演说天才。微妙的是，希特勒承认：“不要推测说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西斯的黑衫党，很可能就不会有纳粹的褐衫党。”而“黑衫党”恰是跟列宁的“契卡”学来的。

两个恶魔的情与仇

雅各宾道路在二十世纪的欧洲走出来两个恶魔：斯大林与希特勒。这两个恶魔最后打起来是他们的野心所导致，恶魔之间没有什么诚信可言，然而他们也互相驱使，向着邪恶的最高层次发展。斯大林用阶级的借口制造罪恶，希特勒则用种族的理由制造罪恶，这两个邪教理论各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在扑灭绝对道德标准、宣扬相对道德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这种道德的相对化，正是使人性泯灭罪恶滋生的根源。1933年，罗姆的冲锋队已经强大到危险的地步，除100万领工资的正式成员外，还有350万预备队员，罗姆企图用它来取代德国军队。希特勒敏感地注意到这个现象，冲锋队的暴行已经利用完毕，它在国际上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常规国防军也非常恼火这支武装暴徒。希特勒暗中扶植希姆莱，以政府和国家警察部队的名义一举摧毁了罗姆及其干将。捎带着，希特勒还消灭了他的宿敌150余人，德国高层反对派基本清理完毕，虽然他们与冲锋队毫无关系甚至还是死对头。这次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集体屠杀，嘲弄了德国司法机构，也摧毁了军队的高傲荣誉感：它默认了希姆莱杀害了数名自己的将军。此举标志着德国道德的彻底沦丧，希特勒反而在1934年7月3日通过法案：德国秘密警察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未几，兴登堡死去，希特勒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军队向他宣誓效忠；人民则以84.6%的选票奖赏了这个屠夫。德国进入无耻阶段。

得知此事的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手舞足蹈：“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他始终为对付高级对手头疼，现在有了解决办法。12月1日，声望日高已经让斯大林感到威胁的基洛夫被刺，斯大林亲临现场处理自己谋划的刺杀案，4万余列宁格勒党政军官员被捕，所有涉嫌知情的人都被杀害；紧接着斯大林抓捕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随即被谋杀；然后斯大林亲自下令，赶紧杀害已被抓捕的5000名党员。反过来，希特勒也从斯大林那里学到一手，建立集中营。希姆莱竟然模仿到如此地步：苏联集中营名曰“劳改营”，门口悬挂写着“劳动是光荣、勇猛和英雄主义的体现”的铁牌；奥斯威辛“劳改营”门口也挂上“劳动能够赢得自由”的牌子。这两个恶魔都在这种“劳动营”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人民。最为可悲的是，“以革命的名义”使屠杀者心安理得；而“为了党的利益”又使被屠杀者顺从；在这两者夹击之下，尤其是雅各宾派所发明的“具有美德的恐怖”使更多人则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

许多文字诉说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离间计，杀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军官。其实，从1935年开始，克格勃一个机密小组就奉命与盖世太保协商，斯大林要求说服希特勒共同捏造证据，以加害于图哈切夫斯基，希特勒终于被说服了，他批准盖世太保与克格勃共同完成了这项绝密任务：克格勃制造谎言，经盖世太保反馈回来，图哈切夫斯基等七名高级将领因此“情报”而被杀害，接着发展成3万多红军军官成为斯大林的刀下鬼。最终，盖世太保与克格勃交换名单，互相抓捕对方要求抓捕的人员，克格勃交给盖世太保仅有姓名的人员可查的就有842人，其中包括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家。俄罗斯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写道：“令人费解的是来到苏联的多数欧洲共 产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不幸死去，而留在自己国家里的共 产党人虽然被关进监狱，但却生存了下来。”这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描述的情况：被瓜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宁可走向盖世太保也不愿留在苏联地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残忍。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战争爆发，本质上是一场狗咬狗的利益之争，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完全不是撒谎成性的毛泽东所说“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瓜分欧洲的密谋，恰是达成这个密谋，斯大林才拒绝了英法的谈判！如果不是斯大林要价太高，世界要反的“法西斯集团”就是德意日苏四国，而不是德意日三国了。因为这次狗咬狗之战发生，美英等国为了减轻所付代价，采取了邱吉尔的“与魔鬼结盟”政策，把斯大林拉入反法西斯阵线，而俄罗斯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也成全了斯大林的虚名。战后斯大林立即于1946年2月9日演讲，挑起“冷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独裁者总是梦想鲸吞世界，雅各宾派要把他们的革命推向全世界，用从雅各宾派沿袭下来的语言暴力，这个目标后来变成了“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的继续革命

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既然十月革命走的是雅各宾之路，它在中国也是极其宽阔的，只是，经过数代宗师间隔诠释，已经不再是雅各宾派之嫡传了。何况，毛泽东乃一介乡野文人，骨子里全是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精髓，跟那些西洋理论牵扯，本来就勉强，所以他自己当初在那些莫斯科回来的秀才面前，一个劲地拿“中国具体实践”来转移视线，使他们无话可说；反过来，在山里面钻出来的干部面前，则有事没事搬弄马列主义词句，令他们五体投地。不过，既然他一心要做“第三个里程碑”，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牌坊，行为上还是要循一定轨迹的。

中共是列宁的党以第三国际名义派人来组建的，并且一直出钱出主意支配着这个党的发展，那么至少在斯大林死以前，中共不过是他的“一个方面军”而已。如此，它所沿袭的也就是斯大林的路线。按照一个高度集中的党、一支军队、武装夺取政权、恐怖主义的威慑手段这样的路径去探究，除了这个党之外，其余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模式。雅各宾主义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兽性残余总爆发，它与一切腐朽的观念必定一拍即合。这个党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党，从雅各宾派开始，这个党便具有黑手党的性质：它必须严格考验志愿加入者；党员必须绝对服从组织，不允许持相反甚至不同意见；如果中途反悔要求退党，必须冒“叛党”的风险；党的领袖具有对下级的生杀大权。

如此，周恩来在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之后，当机立断地杀掉顾的全家，连保姆和孩子也没放过；毛泽东对威胁到自己“总前委”领导权的党员，捏造一个“AB团”之类罪名，便可以任意严刑逼供肆意屠杀，然后扩展到所有苏区都在滥杀；直至1939年6月，毛主持的中央军委还以“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武汉的领袖轻视不尊重已极”罪名下令枪毙了原红28军军长兼政委，时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即使到延安整风时期，亦可滥拘禁关押乃至枪毙的。严格地说，这并非仅从雅各宾派学来的招数，中国古代所有绿林好汉都有此种传统。然而我们不能不看到，“以革命的名义”胡作非为却是法国大革命一大创举。吉伦特派杰出政治家罗兰夫人被送上断头台时那句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已经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标识。然而，罗兰夫人临刑前尚可留下她的 感慨，陈铁军尚且举办“绞刑架下的婚礼”，到张志新，刑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被竹签穿过双颌；史云峰被缝合嘴唇……。毛泽东疯狂地张扬阶级斗争，竟然把道德相对化、也即阶级化，导致整个国家陷入道德沦丧状态。发展到文革，不仅出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屠杀；在广西武宣等县，竟然以吃阶级敌人之心肝来表现革命立场的坚定！这种令人发指的禽兽不如的罪行，是在阶级斗争理论发展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阶段发生的，可知一种邪教恶性膨胀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遗憾的是，中国人尚未意识到任何羞耻，还有众多思辨能力缺失者或在利用毛泽东遗产维护他们的继承权；或在愚昧的歧途上乐而忘返。无论何种情况，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在继续糟践中华民族的良知与尊严！

亚非拉的解放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这里是人类近代社会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亚洲国家中，约2/3于二战后独立；非洲除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三国外，其余约五十个国家均独立于二战以后；拉丁美洲在美国独立的影响甚至直接支援下，十九世纪就独立了十八国，二十世纪陆续独立二十余国。在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无疑是《大西洋宪章》乃至《联合国家宣言》之鼓动，兼之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强大实力威慑之下取得的。我们不去细究罗斯福为殖民地独立曾经与邱吉尔、戴高乐的激烈争论，以及罗斯福过分热心的鼓励是否合理。然而雅各宾主义却随着斯大林跻身于胜利者的行列获得空前未有过的发展。1946年2月9日，二战硝烟尚未散尽，斯大林就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直截了当地宣称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继续他的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断了的事业。作为宣言的延续，斯大林立即开始在东欧各国的奋斗：建立一党专制的统治机制，不惜采取恐怖的暴力手段。

1955年4月，新独立的亚洲23国、非洲4国首脑聚集在印尼的万隆开会，诸多新贵如苏加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西哈努克等，国内的事情办不好，都打算捞取一些国际名声以遮掩其内政之拙劣。此外还有希特勒的崇拜者、中东恐怖主义倡导者大穆夫提。苏加诺在大会开幕词里高唱：“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捡起法国革命首倡的“国家暴力”及其语言暴力。苏加诺要“埋葬党派”，实行“有指导的民主”、“有指导的经济”，以为其“印尼社会主义”，还宣称“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敌人”来经营他所谓“总统苏加诺号召公民苏加诺建立一个政府。”这位色迷迷的“新兴力量”领袖也很有特色，继毛泽东穿着大裤衩在游泳池边接待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后，这个倒楣的苏联首脑1960年被苏加诺接待时竟然碰上苏加诺正与一位裸体女郎愉快地交谈。直至他把印尼经济搅得一塌糊涂，面临国内反抗危机时，又默许印尼共搞政变以消灭反对派。总参谋长等三位将军被杀；国防部长靠爬墙逃生，其女儿被杀害；另三位被抓的将军竟然被交给一群妇女、儿童以宗教仪式折磨致死：他们的眼睛被挖出，生殖器被割掉。最后导致苏哈托反政变所击败，他随即开展报复性屠杀，死亡人数近百万，苏加诺政权终于烟消云散。

雅各宾派首创的“一党专制”到了贫困愚昧的地区便如鱼得水，我们无需一一举例说事，东南亚的革命屠杀首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他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
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万人坑”、水田里漂浮着的髂骨、懂外语和戴眼镜都是处死的“罪证”、教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红色高棉杀人示众时，竟用锄头活活将人砸死；用刺刀捅死婴儿；在水利工地将染病者就地活埋……，这些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都是红色高棉的日常活动。１９７５年暮春至１９７８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以上，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在黑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前独立的46个国家中就有近30国实行一党专制，其中至少有六国宣布奉行马列主义，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贫穷之国。非洲国家非殖民化之后就陷入了远比贩奴时代更悲惨的灾难之中。这些国家的独裁者纷纷祭起一党制法宝，在主权的庇护下犯下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具有典型意义的坦桑尼亚，尼雷尔以其军事专制取缔了殖民地时代尚存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尼雷尔称：“我们还没有赢得对贫困、无知和疾病的斗争胜利。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前，不能听任他人的条条框框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尼雷尔接受了苏加诺的建议，要寻找一个敌人，于是他发布了《阿鲁沙宣言》，却并未对谁宣战，仅以此对自己的国家施行极权主义提供借口。他发明的“乌贾马”强迫居民以十户为一个“支部”，相互监督、揭发，有权抓捕任何可疑的“歹徒”并加以审判。雅各宾派的“肃清”手段有了非洲版本。

从60年代开始，新独立的国家基本上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相比之下尼雷尔的专制还显得温和了。赞比亚的一党制取名“村庄重组”，谓之“人道主义”。在强迫重组的“村庄”里必须“肃清人类所有的劣根性”，改造成新人。类似的办法在加纳叫做“良心主义”，在塞内加尔叫“黑人光荣主义”。刚果则施行“蒙博托主义”，这位独裁者禁止人们使用基督教教名，并把自己改名为Mon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若意译的话就是“不放过任何母鸡的公鸡”。赤道几内亚的恩圭马自封终身总统，他把国家变成监狱，为活命而逃亡者造成四周邻国不得安宁；中非的博卡萨干脆自封皇帝，仅“加冕典礼”就耗去国库的20%。他杀人如麻，例如1979年1月就因拒绝穿他的工厂生产的校服而屠杀了40名小学生，3个月后他又亲自参与杀害了30余名儿童。他不仅杀人还吃人；最典型的是乌干达的阿明，这个政变夺取政权的前军队司令更加残忍。独立前乌干达堪称非洲最美好的国家，独立后就陷入无休止的部族战争之中，北部的穆斯林杀人后喝死者的血，称为“安拉圣水”，还吃死者肝脏，据说会刀枪不入。阿明以残暴著称，政变夺权后立即开始屠杀兰吉人和阿乔利人。阿明的内阁会议记录写着：“如果某个部长感到他的生命受到不法分子或不满的民众威胁，他有权开枪杀人。”然而这些部长们被杀都是阿明的乐子：工业法庭庭长、国家银行行长、外交部长、马克瑞里大学校长、大法官、大主教都被阿明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死，另两位内阁阁员则被阿明亲手杀死。如果几位部长没有逃亡，他们也都是阿明的刀下之鬼了。阿明更有一个嗜好：杀掉一个妻子，吃掉她的某些器官，然后再娶一个妻子，周而复始。甚至当非统首脑会议在乌干达召开期间，也没耽误他杀掉前任妻子吃掉某些器官然后又迎娶新妻子的庆典！就在这次会议进行中，阿明的空军在向非洲各国首脑表演轰炸南非模拟目标时，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事后，阿明杀掉了他的空军司令。他甚至听从巫医的建议，杀死自己的儿子，吃掉他的心脏。在他垮台后，冰箱里还存放着精心挑选的人体器官！我们无法一一细数非洲各国每一件荒唐事，暴行充斥了独立后非洲的每一天。雅各宾派创造的“一党制”加上非洲特色，便演绎出人类史上罕见的暴行。

由于尼雷尔倡导的武力结束殖民统治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军事化运动”，联合国没有进行调解，而非洲统一组织则披挂上阵。但这场运动丝毫没有触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任何部分，却演变成内战和非洲国家间战争。仅在60-70年代20年中，非洲就爆发了30多场野蛮的战争。到处是政变、镇压、暗杀、部族屠杀，除了尸横遍野之外，数百万黑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尼雷尔1979年说：“自从阿明篡权以来，他杀的人比史密斯在罗得西亚杀的人还要多，比沃斯特在南非杀的人还要多。但在非洲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黑人杀其他黑人无关紧要……现在黑人似乎也有了屠杀同伴的资格。”这类屠杀最严重的事例发生在1994年，卢旺达的部族屠杀就消灭了100万人！尼雷尔没有说下去的是：非洲独立以后的杀戮，远远超越殖民者加上酋长时代总和的许多许多倍！“解放”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现代恐怖主义

实话说，在广泛阅读之前我很难把现代恐怖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挂上钩，然而在阅读之后就似乎理解了某些学者要把伊斯兰同恐怖主义摆脱干系的缘由。现代恐怖主义缘起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法国大革命成就的拿破仑帝国，秉承了以国家名义进行扩张的国策，西北非洲逐步成为法国殖民地，而阿尔及利亚则被划为法国的一个“行省”，大批欧洲移民涌入这块地盘。法国同化阿尔及利亚的举措应该说是很得力的，直至二战结束，小学课本开篇就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但穆斯林人口繁衍迅速，仅二十世纪前半叶，他们就从450万增加到900万，同化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二战中，大批穆斯林加入法国军队参加战斗，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拉伯人也希望法国文化与穆斯林文化融合起来。然而，法裔藐视欧裔、欧裔藐视犹太裔，他们又一致藐视阿拉伯裔；法兰西文化拒绝任何美国“种族大熔炉”的经验，终于导致冲突发生。

1945年5月，103名欧裔在与阿拉伯裔的冲突中死亡，法军出动包括巡洋舰、轰炸机在内的武装力量夷平了40多座村庄，一千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被杀害。恰好因为胜利，法军复员了几乎全部穆斯林官兵，这些生活无着的人们回到阿尔及利亚看见的只是惨案。兼之法国本土颁布的选举条例在这里完全走样，阿拉伯裔得不到他们想象中的权利。以法军复员官兵为骨干的“民族解放阵线”逐步建立起来，开始用暴力夺取建立国家的权力。这些原法军将士深知他们不是法军的对手，于是采取专门袭击非武装分子的策略，首要袭击的是那些主张和解的温和派，尤其是阿拉伯裔温和派。本.贝拉的命令写道：“清除所有希望有所作为的调解人。”“杀死任何企图分化好战分子、向他们灌输和解精神的人。”“杀死穆斯林法官，把他们的孩子也杀掉！杀死所有纳税和收税的人。把积极工作的穆斯林军士的房屋烧掉。”在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阵线”杀掉了1035个欧裔平民，却杀了近两万穆斯林。其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怖，使人们不敢再提和解，迫使更多人加入杀戮。另一方面，要用恐怖袭击激怒当局，最好令当局野蛮报复，激起广泛仇恨才有利于扩大阵线的队伍。

到1955年，“阵线”升级其恐怖袭击为一切法裔平民，无论妇孺；任何批评恐怖袭击的穆斯林连同其亲属也在杀戮之列，连“阵线”内部的“动摇分子”及其亲属都难逃杀手的魔掌。杀戮的方式越来越残忍，砍头是例行方式，割掉乳房或睾丸、肢解、碎尸、绑在骡马或汽车後面活活拖死等等。最重要的是，戴高乐登上“第五共和国”权力之位以后，开始了向恐怖袭击妥协的谈判，那些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被俘首领们被释放，并成为座上宾参加谈判。这导致1958年5月巴黎的骚乱，驻外军团发生叛乱。最终以“全民公决”确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恐怖暴力笼罩下的“全民公决”割断了阿－法关系，恐怖主义获得全胜。大约138万欧裔以及主张和解的穆斯林离开家园，迁往法国。约10万温和的穆斯林遭到本.贝拉为首的恐怖政权残杀，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妇女儿童亦不能逃脱。那些被法兰西抛弃的欧裔平民，又反过来建立“秘密军”，同样以恐怖袭击的方式对付新政权。恐怖主义首战告捷鼓舞了全世界的暴力攫取政权者，他们随即拿起恐怖主义这个有力武器，为实现他们的权力梦而尽情杀戮。

现代恐怖主义的另一个推动力量就是霍梅尼主义泛滥的结果，虽然我们说伊斯兰教不等于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恐怖主义依赖的正是伊斯兰的土壤。至于霍梅尼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是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霍梅尼主义成形于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的纳杰夫，霍梅尼在那个什叶派地盘里活跃了13年之久。他的主义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府》一书中，散见于各次讲演的记录稿。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第一，反对政教分离，如果政教分离，等于埋葬伊斯兰教本身。他公开宣布任何伊斯兰宗教仪式就是政治活动，不论何组织或个人，倘若脱离政治或抵触，就没有资格称为穆斯林，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应该对这些组织和个人发动圣战；第二，一切非伊斯兰政权都是非法的，都必须推翻。政权是真主授予真正的穆斯林的礼物，所有世俗的概念，例如国家、民族都属异端邪说。当今一切世俗政府都是压迫者、剥削者的政府，不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的制度都是反动的，必须推翻；第三，世界只能建立伊斯兰政府，实行伊斯兰统治。有资格领导政府的只有伊玛姆，在伊玛姆隐遁期间，只有伊斯兰宗教法学者可以担负领导政府的责任。第四，必须输出伊斯兰革命。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而且邪恶的，理应由伊斯兰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使全人类成为“真主法律之下的人类之家”。伊朗是第一个真正伊斯兰政府的国家，应该担负领导全世界伊斯兰革命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籍的，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以上四点，实质上就是伊斯兰版本的《共 产党宣言》，雅各宾派语言暴力的延续与发展。它不仅号召用伊斯兰革命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还规定要按照伊斯兰教的原则重新设计国家政治结构，与“工人没有祖国”一样，伊斯兰也不分国籍，要用伊斯兰宗教政治理念“解放全人类”。

霍梅尼主义一出台，首先是穆斯林世界受到极大冲击，所有世俗政权都受到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挑战，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中增加了伊斯兰的国教条款。各国那些不满现状的穆斯林纷纷集合在霍梅尼主义的旗帜下，而霍梅尼公开宣布他的革命的第一站就选择在伊拉克，对于同样企图称霸阿拉伯世界的萨达姆而言，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宣言，两伊战争根本无法避免。所幸两伊打得难解难分，否则霍梅尼主义早就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了。

假如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千篇一律的，无非平淡而且乏味的民主而已；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专制、独裁的花样可谓百出。当世界走向光明，2/3以上国家的人民选择了民主制度之时，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狗急跳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健忘，理应记得本拉登与奥马尔统治下的阿富汗。希特勒无耻地把纳粹焚书、捣毁艺术、折磨教授称为“水晶之夜”；塔利班之所作所为与毛泽东掀起的“破四旧”几乎毫无差异，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雅各宾主义发掘社会底层的力量为之利用，必然会玩弄类似的伎俩。

从雅各宾派开始，所有热衷于陈腐的斗士，无一不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恐怖分子同样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式民主的存在与发展，恰是一切陈腐体制的天敌，那种三权分立的政体，令一切迷恋专制并且必然导致独裁的野心家们心惊肉跳，而芸芸众生们迟早会发现那个体制无论还有多少瑕疵，终归是他们根本的利益所在。这就是要害。雅各宾式恐怖是矫国家权力才得以施行的，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归属于民主，格瓦拉式的窃取便转化成鼠窃狗偷般的破坏，以实现流氓无产阶级损人不利己的禀性。这类屠杀无辜的伎俩已经丧失了任何情与理的诡辩，纯粹属于兽性之发泄，于是我们根本无法与之论理，唯一的办法只有像掐灭跳蚤，发现一个捻死一个，如此而已。

结语

人类离开动物界，兽性的法则依旧在发挥作用，表现为掠夺、杀戮、刑罚、破坏等暴力手段之上。文明进程是极其缓慢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仅仅以一个党派性质的群体――雅各宾派――代替了国王专制。它自称穷苦的第三等级代表，开创了比君主制更残酷的专制。最可怕之处在于，法国革命开创了“有理由的杀戮”，亦即全国性犯罪。这种依靠宣传灌输邪恶，动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卷入犯罪狂潮中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雅各宾主义“功”不可没。

（2005.7.8初稿并发华知11.11修改稿）

- 作者： 文军 2005年11月11日, 星期五 1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