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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犹未尽说天皇- -

                                      

恐怕一两句话说清除天皇是很困难的。你所推荐的书我曾经阅读过，不过只剩下总的印象，更多的内容不记得了。

 

关于天皇，由于日本国民的崇拜，他是一位“人神”（本庄繁语）。在整个日本发疯似的时期，恰好是裕仁的摄政与执政期，日本国的法人代表。因此，战争责任即天皇责任无论法理情理都是不可变更的。1921年11月25日裕仁开始摄政，日本也就开始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如果说，过去日本已经开始向这条路走，那么有二：其一是国际大环境尚以弱肉强食为主流，走这条路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对于一个试图富强的国家而言也是必须的；其二是军国主义势力在日本尚未垄断权力和思想，日本还有十分强大的自由民主势力和理智势力，可以说，军国主义尚属弱势。

 

正因此，裕仁开始摄政之初，日本以签署“九国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条约，显示了这个国家政权主流势力顺应国际新潮流的意向。这个新潮流是以威尔逊“十四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

 

情况总是不断地变化，由于凡尔赛条约导致美国民意反感，美国放弃了责任，进入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时期。国际旧势力趁机以新崛起国家讨一杯羹的形式进行反扑，脆弱的国联在老牌帝国主义英、法把持下显失威信，尽管它们的主流努力还是以争取和平为方向，但既得利益的包袱使它们不具备控制国际形势的能力。慕尼黑失败是最典型的事例，这个协议原本不算太坏，但是坏在希特勒撕毁它之时没有受到制止更不必说惩罚。

 

裕仁把持日本走向抗拒人类历史新潮流的势力中，成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中流砥柱。从他摄政开始，日本就把美国设立为首位假想敌，裕仁似乎更象不作为，但其不作为仅仅对于军国主义势力的膨胀有效；对于军国主义激进分子那些近乎暴乱似的举动不作为，其实就是在打击理智势力。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逝世，裕仁登基成为第124代天皇、日军最高统帅，拥有无须听取内阁意见直接发布命令的权力。同时也就成为承担日本国家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元首。由此开始，日本急速地走向侵掠、走向反动、走向疯狂，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开始时内阁尚有较大的惯性权力，于是日本的条约派还能压制激进派硬性签署了“不战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裕仁接着便表示亲自参与宪政，然后日本国内于1928年2月开始大搜捕，将以左翼为代表的1568名活动分子逮捕入狱，却没有逮捕一个激进派。接着关东军激进派违反军令暗杀了张作霖，裕仁宽恕了这一本应受军法审判的罪行，纵容了军内少壮派军国主义者；接着裕仁纵容内阁不签署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国际公约、不批准两年前签署的日内瓦战俘公约。这为日军以后的残暴的战争罪行奠定了法理与心理基础。

 

为什么现在史学界抓住那个子虚乌有的“田中奏折”大做文章？因为田中内阁本质上还是不敢冒犯国际条约尊严的。随即裕仁亲自操盘改组政府，结束了天皇仅仅成为精神支柱的状态。1927年开始，裕仁四次御批，向中国山东省增兵，导致了济南惨案，裕仁把济南惨案视作他的胜利以及田中内阁无能的表现，须知，田中是坚持主张严惩关东军擅自炸死张作霖的肇事者的。不是别人，正是裕仁本人把侵略中国作为他登基以后日本的基本国策来推行的。九一八事变，裕仁事前已经知道，他只担心遭到中国抵抗而失败，于是要求延期缓行。但没料到张学良的不抵抗导致出乎意料的胜利，裕仁立即改变态度，甚至容忍了对他本人的军队统帅权的冒犯。淞沪抗战，也是裕仁亲自批准增兵，在遭到中国军队激烈的抵抗无法取胜之时，他才听从了理智派要求停火的建议。进攻热河就是裕仁亲批的，1936年“2.26流血政变”，其实是一次“清君侧”的屠杀，最后是以裕仁圣旨：“马上平息事件，化祸为福。”平息了这次政变，但完成了裕仁的“昭和维新”，反而更绝对地树立了天皇的权威。接着开始的就是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侵掠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高层“不扩大派”与军部相持不下，7月27日，正是裕仁亲自批准“国家令”，要求日军“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接着于8月15日，裕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战地司令，动用了原拟用于日美战争新型飞机，还亲自派出上海远征军。须知，这支部队是以纪律最差闻名的预备役军队，正是这支部队在上海附近奸淫烧杀，致使25万人遇害。向南京全面进攻也是裕仁的御批使然，并且对于南京30万人的大屠杀，裕仁都每日亲自阅读报告清楚地知道情况，但他丝毫也没有打算控制此类暴行更别提制止了。他甚至亲自批准枪杀了美军“杜特利尔飞行中队”的三名战俘，直接践踏了国际公法。要知道，就连东条英机也反对枪杀这些战俘，虽然他只是担心引起日裔美国人遭到报复。恰恰是这次对美军战俘的枪杀，又引发了随即发生的“巴丹死亡行军”，日本虐杀盟军战俘，裕仁开了第一枪！你能说裕仁“仁慈”吗？

 

直至战败前夕，裕仁一直是死硬的抵抗派。瓜达尔卡纳尔群岛的日军正不断死亡之时，是裕仁要求他们进一步战斗；当激战数月日军死亡殆尽失去该岛以后，裕仁要求夺回该岛，甚至取消年关于1942年12月31日召开御前会议。统帅部一致坚持彻底放弃夺回该岛的计划时，裕仁说：“单单是放弃占领瓜达尔卡纳尔让人难以接受，有必要在别的什么地方发动进攻。”到所罗门群岛日军全线崩溃之时，裕仁坚持要求海军进行决战，重新夺回战争主动权；1943年5月29日，阿图岛被美军攻占，2500日军全部战死，裕仁大发雷霆：“不能想想办法，在什么地方与美军正面交锋，狠狠地打击它一下吗？”就连狂热的东条、杉山也不愿支持的缅甸日军进攻印度英帕尔，裕仁亲自批准了这次“死亡行军”；美军进攻塞班岛，日军损失巨大，军部认败，6月17日，裕仁对海军总长岛田训示：“这次作战，事关国家命运。希望作战部队为取得像日本海战那样的赫赫战果而努力奋斗。”次日，裕仁警告东条：“如果我们失去塞班岛，东京就会不断遭到袭击，因此，无论如何，要确保塞班。”以后，无论海陆军部长如何报告说塞班不可能保住，建议撤退，裕仁一律予以训斥，三万五千人在裕仁的坚持下死于毫无意义的顽抗之中。

 

更有甚者，裕仁还命令岛田重新夺回塞班，直至联合舰队也持反对意见的情况下，裕仁才不做声。请注意1944年9月7日裕仁诏书：“皇国倾其国力，决胜之机，即在今日，有劳众卿，身先士卒，重振精神，团结一致，粉碎敌国之狂妄，以佐无穷之皇运。”不仅诏书，莱特岛八万日军战死的大决战，正是裕仁御定的，他战后承认：“我认为在莱特岛打一仗，如果美国退缩了，那么就有可能找出妥协的余地。所以就同意了莱特岛的决战。”须知，就连死硬派山下奉文大将也不同意这次决战，他恰是被裕仁逼迫指挥这次作战的。而那些“特攻飞行员”自杀式袭击的报告到裕仁处，裕仁就表示“深深的敬意”，并示意弘扬这种“大和魂”精神。硫磺岛日军自杀式作战正是栗林忠道将军奉行裕仁“使敌人尽可能多流血牺牲”命令进行的，两万日军战死。裕仁说：“海军部队与陆军充分配合，共任防务。即使敌人登陆后，他们依然英勇奋战，以寡兵破敌，为整个作战做出了贡献，我为此感到非常满意。”冲绳岛被裕仁定义为可以牺牲的外围防线，他亲自指示每一步作战，命令连招架之力也十分勉强的日军：“当地军队为什么不出击？兵力不足的话，进行反登陆怎么样？”直到1945年5月5日，裕仁还命令守岛指挥官牛岛满发起攻势作战，并命令：“一定要让这次攻势成功！”在裕仁的亲自监督下，日军战死官兵十万余人，平民约16万人；美军则战死1.25万人，成为美军史上牺牲最惨重的一战。这也属裕仁的“仁慈”之举？直到败局已定，裕仁还说：“我相信这场战争只要坚持就能获胜，但我担心国民能否忍耐到那一天。”于是，他亲自部署了日本本土和朝鲜、满洲的“本土防御”，坚信苏联是可以依托的“体面休战”力量。他分析道：苏联在与美英的对抗中需要日本，因而根本不希望东亚的日本势力被摧毁。在他的影响下，日本高层直到最后一刻还抱着幻想，外交界直到苏联出兵了还在谋求苏联为日本说和，甚至不相信苏联宣战的广播。

 

即使到了8月10日，日本挨了两颗原子弹袭击、苏联已经出兵东北，裕仁授权东乡发表的“乞降书”里，裕仁还坚持“共同宣言提到的条件中，不包含变更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如此，我们看见了一个“双赢”的结果：日本赢在保住了天皇的地位之上，尽管这只是一个“虚位”；而美国胜在没有同意“天皇的统治国家大权的要求”上，使日本进入“君主立宪”制政体。假设，如果裕仁果真有什么“仁慈”之心，“波茨坦宣言”他就可以裁定接受了，那样，日本没有两颗原子弹攻击的牺牲与损失；至于8月14日裕仁发表“终战诏书”，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国务卿伯伦斯8月11日的照会里表明了“天皇和日本政府的国家统治权限”要交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手中，这预示着天皇制的一线曙光，无论如何，这个照会已经从“波茨坦宣言”里那含胡的“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立场后退了。至于裕仁与希特勒相比，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尔。不过裕仁在为盟军占领日本所起的积极作用，那是另一个话题。

（2005.9.22复hangsz@iname.com）

 

- 作者： 文军 2005年10月19日, 星期三 06:10